转自：团结报

　　□ 刘立忠

　　1902年的上海，风起云涌。17岁的马叙伦踏入这座思潮碰撞的都市，以笔为刃，在《选报》《新世界学报》上以激扬文字初露锋芒。1905年，马叙伦参与创办了《国粹学报》。1906年初，马叙伦受毛云鹏之邀，到江山县立中学堂教书。其间，他挖掘被掩埋的忠烈、记录被遗忘的惨案、寄情险峻山河，将江山的草木风烟化作民族觉醒的呐喊。那一年，他与余绍宋不但在课堂上讲授新知识，宣传新思想，还率先垂范，剪去发辫，并号召男学生剪辫；那一年，他在校内发起成立“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足，提倡放足，开江城新风；那一年，他在《国粹学报》发表了6篇文章，并撰写了2篇在江山的游记，分别收录于《天马山房丛著》和民国26年王国治编纂的《景星山志》稿本中。

　　呐喊：探寻《记郑涛诗祸事》的历史悲歌

　　马叙伦初到江山，在教学之余，便将目光投向当地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江山县志》中一则关于乾隆年间“文字狱”的记载，引起了他的兴趣。深入民间走访调查后，他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整理撰写成《记郑涛诗祸事》，发表于1906年《国粹学报》（卷二第六号史篇）。

　　《记郑涛诗祸事》详细地记录了郑涛其诗其祸。郑涛，这位在历史长河中险些被遗忘的人物，其诗集《青龙集》中的诗作充满了对清政府统治的不满，如“清风不识字，翻吾案头书”将矛头直指清政府。然而，这些诗句为他招来灭顶之灾。仇家的告发，让郑涛“丧其家资三百万，而戚友坐之破产者十余家”。马叙伦在文中，不仅详细还原了这一历史悲剧，更痛斥清兵入关以来屡兴文字冤狱的残暴行径。他笔锋一转，直指“今代”，发出“于乎酷矣，夫文字之祸，专制政体所必不免焉者，然莫如今代”的沉痛呐喊。

　　《记郑涛诗祸事》后面，附有一段“记者识语”：“郑涛诗祸事，《东华录》《南巡录》等俱不载，而郑氏宗谱中更不敢著其事，且并其名无可考。而江山故老盛传其事，后生自角以上亦无不能言者，意非诬也。然传闻多异词，今会而约记之。”这段识语更是凸显出马叙伦还原历史真相的决心，让这段被掩埋的历史重见天日。

　　《民国江山县志》记载：“郑涛，城庄人，诸生。雄于财，性好客，四方名士多归之……伺机揭涛与诗案有关，涛以此罹瓜蔓之杪，险遭不测。奔走呼号，夤缘定禁，狱虽未成，而家财荡尽矣。具有民族思想者盛韪之。杭州马叙伦，曾记其事。”

　　无独有偶，类似“文字狱”再次出现在江山这个小县城，而且发生在马叙伦的身边。毛云鹏就是因“慈禧太后肖像案”愤然辞去江山县立中学堂堂长职务，马叙伦和余绍宋也就此离开了江山。

　　英雄群像：从《方召传》《宋徐正节先生传》看忠义之光

　　在江山，马叙伦挖掘出许多闪耀着民族气节光芒的英雄人物故事。1906年，马叙伦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方召传》和《宋徐正节先生传》等文章便是他为这些英雄谱写的赞歌。

　　《方召传》讲述的是明朝末年，江山面临清兵南下的危急局势。时任江山知县的方召身处孤城，面对劝降与绝境，毫不退缩。当有人献上白扇时，方召拿过来，在上面题字：“独守孤城谁是伴，只留烈骨可招魂。”表明自己坚守孤城的决心。援兵未到，他深知无力回天，但仍北向拜别，以死明志。《方召传》展现其忠义与担当，反映当时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下的复杂局势和人物命运，表达对其气节的赞扬及对历史的思考。

　　《宋徐正节先生传》讲述了宋末元初徐正节在国难面前坚守气节的事迹。徐正节，又名徐应镳，出身江山世家，任职国子司直。恭帝时，伯颜率元军侵犯临安，南宋求和不成，文天祥被拘。元军逼三宫北上，徐正节不愿同行。太学王先生准备酒肉，作诗明志以死报国。众人醉酒后，徐正节携子女登楼自焚，却因火未燃成而未死，后与子女离开，不知所终，传言其遁居新安。徐正节妻子忠义，宋将亡时想与他共赴死。马叙伦指出《宋史》对徐正节记载有缺漏，特作传详述。此外，还提及徐正节弟弟及子女情况，称赞其家族气节，强调徐正节以道学自守，其忠义之举为宋朝增光，与后世忠义之士相比也毫不逊色。

　　离开江山后，马叙伦还继续以江山的题材写了一些文章，如1908年，马叙伦撰写的《周都司传》一文，收录在《天马山房丛著》中。周都司即周之德，该文讲述的是清末浙江爆发“衢州教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民众起义，江山城破，局势危急。这一时期，战争给地方带来破坏与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为文章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背景基调，也反映出当时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官场的险恶。

　　这些英雄人物，虽身处不同时代，却有着共同的民族气节。马叙伦通过挖掘他们的故事，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怀，激励民众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正义。

　　诗意与沉思：《景星山记》《游景星山宾旸洞题记》中的家国之思

　　马叙伦在江山任教期间，与毛云鹏、余绍宋等人结下深厚情谊，也对江山的山水名胜情有独钟，其中景星山更是承载了他诸多珍贵的回忆与深沉的情感。其撰写的近700字《景星山记》和近300字《游景星山宾旸洞题记》至今仍令人百读不厌。

　　初抵江山，马叙伦便被须江之畔的那座“岑巅壁立迎人，而浮屠崎其侧”的景星山吸引。稍作休整，他便迫不及待地邀毛云鹏做向导，前往探寻这座神秘之山。沿着蜿蜒的山路拾级而上，山腰处一座静谧的小九华庵映入眼帘，庵中居住的优婆夷，让马叙伦感受到当地民风的淳朴。短暂休憩后，他们继续向山顶进发，茂密的荆棘阻挡着前行的脚步，但众人的兴致丝毫不减，奋力拨开荆棘，向着山顶攀登。

　　《游景星山宾旸洞题记》写道：“山腰有洞曰宾旸，洞口下瞰须江。日出时，红光如自洞起，江水动摇承之，其景极佳。洞腹无光，且陜。举烛蛇行，约百步，忽隆忽洼，乃逢巨窟。窟中有石若怪禽兽形，甚可怖，久立，寒阴袭人毛骨。闻声䰰䰰，废然返。”

　　宾旸洞独特的景色让马叙伦陶醉其中。洞口，日出时红光如自洞起，映照在须江之上，江水波光粼粼，光影交织，如梦如幻；洞内，怪石嶙峋，形状怪异如猛兽，阴森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毛骨悚然。幽深的洞穴仿佛藏着无尽的秘密，当地人传言洞深数百丈，却从未有人能穷其底，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在这奇幻的景色背后，马叙伦内心涌动着复杂而深沉的情感。他对景星山的一草一木、一洞一石都充满了热爱与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他沉醉不已，在对山水的描绘中，处处流露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然而，身处社会动荡变革的时代，他的目光并未仅仅停留在眼前的美景上。“近城诸山，悉伛偻如出吾脚下”，当看到山巅的景色，他联想到国家的命运，在这山河破碎的时刻，自己虽渺小如沧海一粟，却也渴望能为国家的变革贡献力量，如同站在景星山巅俯瞰众山一般，希望能以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的现状。

　　行至山的南麓，看到明亡殉节江山知县方召的坟墓，马叙伦心中泛起对历史沧桑的感慨。一座古墓，见证了朝代的更迭，岁月的无情。他不禁思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国家又面临新的危机，自己该如何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坚守初心，为国家和民族寻找出路？这种对历史的思考与对现实的忧虑相互交织，使他的情感更加深沉。

　　“此伯昏无人招列圄寇之所也”，这句看似调侃的话语，实则饱含着马叙伦对现实社会的隐喻与批判。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内有封建腐朽势力的压迫，外有列强的侵略，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以景星山宾旸洞的险恶环境，影射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马叙伦在江山景星山的游历，不仅是一次对自然风光的探索，更是他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情感与思想的一次深刻表达。他将对江山的热爱、对自然的赞美、对历史的感慨以及对社会的批判，都融入了对景星山景色的描绘中，让后人透过他的文字，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一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马叙伦在江山期间还与余绍宋联手创办《新衢州杂志》，运用自己的办刊经验和与沪杭志士关系频繁的优势，大力灌输民权平等思想。马叙伦的掌故笔记著作《石屋续沈》也记载了一些与江山相关的文章，如《钱江风月》《李钟岳》《周之德》等。马叙伦的自序《我在六十岁以前》中也有大篇幅描写到江山人，以及他在江山的经历。

　　马叙伦在江山的时光虽短暂，却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用文字记录历史、歌颂英雄、描绘山水、思考社会，展现出一位进步知识分子的担当与情怀。马叙伦以笔为器，在江山这片土地上，书写出属于他的传奇篇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