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妇女报

　　·关键记忆·

　　1995年北京世妇会让我学会了以妇女视角看世界，此后，我将这一视角融入研究与行动中。透过妇女视角，我推动国家政策制定，提出建立妇女生育基金；助力政府执法，推动“打拐”向“反拐”转变；深耕妇女理论和社会行动，推动学科建设、解决妇女发展实际问题。性别平等是一场持续的社会运动，亦需代代研究者与行动者的接力前行。我将继续以“妇女的眼睛”观察世界，在理论与行动间架起桥梁，推动社会公平与进步。

　　■ 口述人：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研究员 王金玲

　　■ 访谈、整理人：浙江省社科院智库建设和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姜佳将

　　1982年，我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被分配到浙江省妇联工作，主要在宣传部从事宣传报道工作。工作单位的特殊性质，加上我对学术研究的浓厚兴趣，使我走上了妇女研究的道路。彼时，改革开放浪潮下的中国正经历社会转型，妇女问题/议题层出不穷。作为一名历史学背景的研究者，我习惯以社会背景和历史脉络为切口剖析问题，但很快意识到，若仅以传统学科视角审视妇女议题，还存在诸多不足。真正的突破，始于1995年那个改变我学术与人生的秋天——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简称：北京世妇会）。

　　北京世妇会：教会我以妇女视角看世界

　　1995年，我有幸受邀参加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特别想做社会—心理—医学新模式救助妇女的项目（后来改为社会—心理—医学新模式赋权性服务妇女），于是就去了王行娟老师组织的“弱势群体赋能”论坛，还逛了多个有意思的分论坛。北京世妇会如同一场思想风暴，将性别平等理念深深植入我的认知体系。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以妇女研究视角看世界，从妇女的角度和立场来探讨、研究问题。

　　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或孤立讨论妇女问题或在传统框架中简单添加“性别变量”，却未曾真正以妇女的视角重构知识体系，用的视角和方法其实都还是传统的主流学科的那些东西。北京世妇会让我学会了用“妇女的眼睛”观察社会和世界，以及如何从妇女视角来探讨性别关系和社会建构。透过“妇女的眼睛”，那些曾被视作“常态”的现象，实则是性别权力失衡的产物。这样就使我们有了一种新的角度和新的动力来认识社会和改善社会。这一视角的转变，使我在承担国家课题和行动项目时都融入了新的思考。从此，妇女/性别研究成为我的学术爱好，“性别权利/权力”“性别多样化”成为我进行妇女/性别、婚姻家庭研究不可或缺的两大基本主线，性别平等成为我从事相关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的终极目标。

　　——透过妇女视角推动国家政策，提出建立妇女生育基金

　　我最早在妇联的时候，还只是做零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招工招干中有歧视妇女的现象，我从社会背景和历史脉络入手，结合调研走访发现，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企业开始转型，妇女生育成本更多地变成了企业成本，而企业是盈利单位，需要减少成本获得更多利润，导致企业排斥女性员工。1986年9月，我在《中国妇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应为妇女生育抚育后代承担责任》的文章，首次提出建立“妇女生育基金”构想，并提出为生育女职工多的企业减税等建议。建议提出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认可。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将生育保险纳入法律框架，明确其为法定社保项目，成为职工社会保障“五险一金”中的组成部分“生育保险”，标志着妇女生育权益从“企业负担”转为“社会共担”。在这个事情的推进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妇女视角的重要性，更感受到各界妇女合力推动政策改善的力量。妇女视角的实质，是将“私域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

　　——透过妇女视角推动政府执法，助力“打拐”向“反拐”的转变

　　拐卖人口问题在当时相当突出，尤其是拐卖妇女儿童。广东、浙江、安徽、江苏、山东、福建为六大流入地。我开启了流入地的个案调研，并申报了国家课题“中国拐卖人口问题研究”。通过对拐卖拐骗/被拐卖拐骗者及收买/收纳者人口特征、行为特征、生存策略等的类型分析，以地方性文化、当事人立场和政策倡导为基础，构建了有关中国反拐研究的新理论框架。所提出的将“打拐”转化为集预防、打击与营救、生活重建为一体的“反拐”理念也被国家层面采纳。在研究过程中，我提出应把“打拐”转为“反拐”，及时防止拐卖的发生，把事情做在前端，而不是仅仅依靠事后的打击。“打拐”主要是公安在做，“反拐”则包括预防、打击、解救和生活重建，因为被解救的被拐卖妇女也有生活重建的问题，各环节应该联系在一起形成治理闭环。包括帮贫扶困、脱贫致富、婚姻介绍等在内的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也应作为“预防拐卖拐骗人口”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被纳入“反拐”计划和行动之中，以从买方/收纳方一端更有效地遏制拐卖拐骗人口的发生。如今，“反拐”已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典范，其核心正是以妇女视角重构问题的解决路径。

　　——透过妇女视角深耕妇女理论，推动妇女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作了妇女与性别研究后，体会到中国妇女研究需要学科化。中国妇女学最早是邓伟志提出来的，后来李小江进行了学科化的培训，再后来越来越多的教师都参与进来了。学生需求很高，社会需求也很高，政府也大力资助，将妇女学写进教育部的规划里，推动妇女学和性别课程的建设。2006年，我们成立了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我被选为常务理事会的理事长，我们资助出版了适用于当今中国高校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教学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还资助了全国20多门与性别相关的课程，举办了全国性的师资培训班，有200多位高校教师参加了培训。现在已经有了22个子网络，包括地区性的网络和学科性的网络，有2000多个会员，主要由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党校、妇联以及其他民间组织的教师、研究人员等组成。

　　我主编的代表性系列成果之一是《中国妇女发展蓝皮书》，第一本“北京+10”就开始做北京世妇会确立的12个重点关切领域：妇女与贫穷；妇女的教育和培训；妇女与保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权力和决议；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妇女的人权；妇女与媒体；妇女与环境；女童。另外增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妇女”领域。蓝皮书第二本是传媒，第三本是健康，第四本是妇女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第五本是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现在，《中国妇女发展蓝皮书》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在社会上的反响也是比较大的。

　　我还协助中华女子学院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大学本科妇女学系，推动了妇女学的系统教育。我们团队还发起了全国女性主义者访谈项目，让国际社会听到了中国女性主义者的声音。在社会学领域，我们在中国社会学会中成立了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提升了妇女研究在主流学科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些努力不仅让性别研究进入主流学术视野，还培养了一批批青年学者，使妇女视角得以代际传承。

　　——透过妇女视角深耕社会行动，解决妇女发展实际问题

　　在北京世妇会上，我参加了一个有关如何申请基金的工作坊。在工作坊我获得了金牌奖励——一块金币巧克力，这让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信心。而工作坊所传递的“坚守信念”“坚持方向”的理念，又使我认识到只要坚持自己的基本理念和方向，相关项目就一定能找到资助方，从而实现应有的社会效益。在北京世妇会的影响下，我开始将学术研究转化为社会行动，更好地实现“知识行动化和行动知识化”。在社会行动方面，深入项目点考察，发现被拐卖问题的根源在于贫困和缺乏发展路径。例如，在一些贫困地区，妇女和儿童被拐卖的现象较为严重。这些地方的妇女缺乏向外发展的路径，只能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与经济发达地区联系，联合企业到贫困地区招收女工，为妇女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机会，切断“因贫被拐”的链条，为企业和当地妇女创造机会。这不仅为企业培养了员工，也为当地妇女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改变了她们的命运。这些项目看似微小，却让学术理论转化为改变个体命运的力量。

　　未竟之路：继续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

　　北京世妇会的精神遗产，在于其揭示了妇女问题的多元性、多样性与复杂性。今天的中国，性别平等仍面临新挑战：算法歧视、生育政策调整下的职场困境、乡村留守妇女的权益保障……这些议题要求我们以更敏锐的妇女视角回应时代之问。

　　对我而言，“妇女的眼睛”不仅是学术工具，更是一种学术和行动使命——它让我既发现“性别盲点”，关注到妇女因性别导致的劣势和优势，又打破“性别滤镜”，也看到妇女的力量和韧性精神；它让我看见沉默者的困境，听见边缘者的呼声，促使我在理论与行动之间架起桥梁。正如北京世妇会并非一场会议，而是一场持续的社会运动，性别平等的实现，亦需代代研究者与行动者的接力前行。只有从妇女的视角出发，进行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才能真正解决妇女问题，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公平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