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

　　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具有综合、融通的传统，其理论特征可以归纳为“融通主义”，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可以借鉴、继承和发扬的。群学的要义是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其基本旨趣、根本原则和实现路径是融通。荀子创立的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之学，其在本性上就注重融通，在绵延至今的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融通经验，堪称典范。

　　“集先秦百家之大成”

　　当代著名哲学史家牟钟鉴认为，如果说“孔子集三代之大成，那么荀子则是集先秦百家之大成”。所谓“集大成”，并不是合编、总汇，而是“有主线、有选择、有批判”地吸纳和融合。荀子之所以能如司马迁所说“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首先是由于他本人学识极为渊博。清代学者汪中称赞“荀卿于诸经无不通”，“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传之，其揆一也。”汪中认为中华典籍如《春秋》《毛诗》和《周礼》等，都是荀子传承下来的，他是战国末期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其次，战国末期，诸子百家之学已由大分化转入大综合，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相互包容是主旋律，应运而生的群学就是思想大融合的硕果，其概念和命题已有长期而丰厚的积累。商代甲骨文已有“羣”字，《诗经》将“羣”与“和”相联系，《周易》强调“类聚”“群分”，《尚书》提倡“中和”，《左传》重视“亲亲”。儒、墨、道、法等学派对“群”均有论述。再次，战国中后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是当时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集天下英才上千人，大师云集，学派林立，是百家之学大融合的“熔炉”。各学派代表人物齐聚稷下学宫，“不治而议”，自由辩论，思想开放，展开长达逾百年的学术大争鸣。而荀子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学术领袖）、“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主持学术争鸣长达数十年，这是博采百家之长的天赐良机。荀子在百家争鸣的大融合中创立群学，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

　　“群学元典”对诸子之学的广泛吸纳、综合创新

　　《荀子》一书，我们称为“群学元典”。其中既有对“十二子”的尖锐批评，亦有对诸子之学的广泛吸纳、综合创新。例如，荀子批评墨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荀子·非十二子》）。尽管这段话言辞尖锐，荀子对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等重要主张还是认同的。在春秋末战国初，墨家学派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并称为显学。

　　墨家主张创造一个“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的没有贫富劳逸的不均，没有浪费和窘迫的对照，没有嫉妒、仇怨或争夺的“非攻”“兼爱”式理想社会。这也就是以劳动原理为基础的社会理想。尽管荀子主张礼义，承认当时的现实社会有差等，有尊卑贵贱之别，但他的理想同样是“天下莫不平均”的公平公正社会，强调此“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荀子·王霸》）。这是荀子礼法的大纲要领。而且，荀子的主张比墨家更有现实可行性，他指出，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首先要实现“上下俱富”。“俱富”即同富，与我们今天所致力实现的“共富”含义相近。《荀子·富国》篇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有“下富”才有“上富”，这是明确的从“富民”到“富国”的思想。“上下”即君王和百姓能够“俱富”，百姓之间就更能够“俱富”了，这是圣王之治，“是知国计之极也”，就是懂得治国大计的最高道理。《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思想，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理想，不独荀子，孔、孟、墨、老、庄，诸子皆然。他们的思想是时代的，又是超时代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这是古代圣哲至为高明处。荀子一方面尖锐地批评墨子主张“节用”，必“使天下贫”，《荀子·富国》认为让百姓节制欲望，节衣缩食，不是富国之道。另一方面，荀子不是一概反对“节用”，而是提出政府节约开支，使人民富裕的“节用裕民”的富国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荀子·富国》）这就更具有“政策”含义，实践性很强。

　　荀子“隆礼”，同时也“重法”，首开以儒“融”法之先河。后世不少儒者以孔孟为“儒”的绝对标准，声称荀子不是“纯儒”，唐代韩愈说荀子是“大醇而小疵”。其实，吸收非儒可取之处，不是“疵”，而是进步。到了宋代，部分儒家知识分子更是提出“崇孟黜荀”，越发为求“纯”而走向固化。这也反证了荀子确实是讲融通的典型代表。中外学术界往往有相似的现象，占据支配地位的学派，更倾向于在内部和外部标榜“纯正”，实际上是通过排斥异己，抬高自己的正统地位，可这常常就是学派走向封闭的征兆。

　　社会学融通主义是学术发展的大势

　　《荀子》的思想来源兼收并蓄，有批判、有吸收、有创新，从而不是杂糅，而是融通，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荀子的群学孕育于稷下学宫，融通是稷下学宫鲜明的学术精神。在稷下学宫可以看到，能够融通的学派就通过博采众长而壮大并得到延续，不能融通的学派就衰弱而亡佚。融通与否成了决定学派命运的关键，这是学术发展的大势。

　　但融通不是无所“宗”。如汉代应劭所说“孙卿守礼义”；汪中也说“荀卿之学，出于孔门，而尤有功于诸经”；近代蔡元培也认为“荀子祖述儒家”。他们都指出，荀子遵循孔学，融通百家。可以说，荀子群学既做到了与古代经典的纵向贯通，也实现了与诸子百家的横向会通，在其所处时代树立了大融通的典范。

　　群学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其学术脉络是古今贯通的。“社会学融通主义”是针对自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各理论范式之间以取代为主的相处方式，以及发散式的发展状况，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出发，在继承和发扬群学融通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在各种范式的相处方式上，消解“取代式”，实行“融通式”。群学融通主义传统是社会学融通主义的历史逻辑，即“融通则盛，不融通则衰”，尽管二者的历史场景和表达形式不同，但逻辑是一以贯之的。融通主义的历史逻辑植根于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容性等本质特性，既体现在群学历史演进过程中，也必定展现在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之中，具有异彩纷呈的时代意涵，其对于学科发展和建设的意义不容低估。

　　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即“合天下为群”。经济上的万物互联、万物智联，政治上的多边主义、开放包容，文化上的多元主义、互学互鉴，国际交往上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都为社会学融通主义展现了应用场景，同时也提出了大量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社会学融通主义乘时代不可逆之大势，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