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文章四友”最早见于《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他们虽然有交集，但相较于“初唐四杰”“苏李”“沈宋”“珠英学士”等，在史料记载、文学书写以及后世评论中，却很少能见其踪迹，这不得不令人生疑，“文章四友”的“世号”在初唐文坛是否存在过。

  在初唐时期，“文章四友”的“崔、李、苏、杜”是否已经形成了所谓的“世号”，是否在当时文坛已经成为公认的文人组合和惯性称谓，疑点有五：其一，“文章四友”的称号在《新唐书》中只单独出现过一次，包括崔融、李峤、苏味道在内没有其他传记的互见佐证。而如“苏李”“四杰”等世称，皆能在不同的传记中找到旁证。其二，“文章四友”的提法只在《新唐书》及之后的文献中出现，包括《旧唐书》在内的之前文献中却从未有过。且《新唐书》之后，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所载“文章四友”的行文与《新唐书》毫无二致，挪用而已，卒无新料。其三，就“崔、李、苏、杜”四人交往时的身份地位和文坛影响来看，杜审言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官职上，崔融、李峤、苏味道皆任内廷要职，御前显官，而杜审言只是区区的地方官。文坛上，崔融、李峤为“一时宗匠”，李峤、苏味道被狄仁杰推荐“亦足为文吏”，而杜审言只是普通文人之一。其四，宋之问的祭文《祭杜学士审言文》，有对“初唐四杰”的品论，却没有“文章四友”的身影。其五，若四人交往频繁，声名在外，为何四人酬唱之作稀少，甚至有来诗无去诗，也没有统一的诗歌风格和文学主张。

  因此，有疑初唐文坛未有“文章四友”的称号。《新唐书》将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列，载“文章四友”为“世号”，极有可能是为了提高杜审言的文学地位，有意在其孙杜甫的族史显赫和诗文传承方面作铺垫，以此树立杜甫成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标杆。杜甫曾诗言“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文言“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给世人留下了“吾祖诗冠古”的深刻印象，为宋人关注其祖父杜审言埋下了伏笔。实际上，在注重门第的唐代社会，杜甫在《宗武生日》《赠蜀僧闾丘师兄》《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进雕赋表》等诗文中言及杜审言的真实意图，是欲借杜审言的官场文坛声誉来抬高自己，干谒中有夸大成分，并非杜审言在当时真有“诗冠古”的文学水平。《新唐书》两位主要的撰者宋祁、欧阳修，都对杜甫赞誉有加。莫砺锋先生说：“宋代尊杜的倾向是从欧阳修的时代开始的。”吴中胜先生说：“从宋祁个人的诗文，也可以见出其对杜甫的赞赏。”《新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成书，从宋初欧阳修等人对杜甫的推崇，到宋中叶杜甫被整个文坛奉为典范，史书的撰写必然受到尊杜时风的影响。杜甫诗学之宗的建立需要一个更为人所信服的家族背景，杜审言作为杜甫祖父必然也被重新认识并加以重视，《新唐书》很可能是基于这样的文化需求对杜审言的文学交往进行了一番考量，在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的交往基础上制造了“文章四友”一说。

  对比新旧唐书便可看出《新唐书》在加强杜甫与杜审言关系上所下的功夫。《廿二史考异》云：“旧以杜审言附易简，今以易简附审言。杜甫旧在别卷，今移附审言之下。”在体例上，《旧唐书》中，杜审言列在“文苑上”，杜甫列在“文苑下”，各自单独成传，距离较远；《新唐书》中，杜审言和杜甫同被列在“文苑上”，两者紧密衔接。在内容上，《新唐书》在篇头显著位置增加了杜甫对祖辈的陈述，载道：“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这明显是在彰露杜甫家族的显赫历史和文学渊源。《新唐书》在体例安排上将杜审言和杜甫捆绑，在撰写增补上有意凸显杜审言，都在为杜审言的文学成就加码，以此肯定杜甫的诗学功底。那么杜审言的“文章显”到什么程度，《唐会要》载“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著焉”，在史料中较早将杜审言与崔融、苏味道并列，《新唐书》很可能借鉴于此。

  总而言之，鉴于杜甫的诗歌成就，《新唐书》将其祖父杜审言与中宗时文坛地位较高的李峤、崔融、苏味道相提并论，又因四人有交集，遂冠以“文章四友”，加“世号”而成名。换句话说，由于宋人对杜甫的尊崇，杜审言在《新唐书》的史笔中被拔高了，“文章四友”的称号或因此而生。

  杜审言从宋代随尊杜文风而被文人关注，到明代被视为律诗之宗，在文学接受历程中提拔于斯，究其源头，盖与杜甫的影响有关。在这里借用传播学和心理学上的“意见领袖”和“晕轮效应”，来解释上面所述杜审言“文章四友”的被制造和杜审言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意见领袖”是指具有一定权威性与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已获得的信息中加上自己的见解,从而对他人施加影响。欧阳修、宋祁等作为宋代文坛的领军人物，《新唐书》作为宋人理解唐代历史的权威文献，在“文章四友”的问题上起到了“意见领袖”的作用，使世人跟随信之，而没有后续的史料补正，现在看来疑团丛生。“晕轮效应”是指评价者因为受到被评价者某个显著特征的影响，而对被评价者相关联事务的评价产生偏差。韩愈赞杜、宋代尊杜之后，杜甫在儒家思想和诗歌审美上都被推为文人的至圣典范，无法超越，这一极高的地位自然产生了对与杜甫相关人物的影响力，无形中提高了相关人物的历史关注度，杜审言作为其祖父最是受益之人。欧阳修、宋祁、辛文房、胡应麟、王夫之等人都是在“晕轮效应”的作用下，对杜审言进行了爱屋及乌的评价。在当时，“文章四友”的“世号”是否真实存在过，杜审言的诗歌是否真有“诗冠古”的影响，他和杜甫“不意孙狂祖更狂”的性格特征，却都被忽略了。

（作者：倪超，系江苏警察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