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丁玉梅

4月3日，走进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缅怀厅，祭奠英烈的学生和党员干部络绎不绝。春风卷着高原的寒意掠过广场，人们手中的白菊与缅怀厅正门上方“共和国不会忘记”的标语，构成了一场静默的对话。

来到纪念馆展厅，一口直径不足一米的铝制容器静静伫立在玻璃展柜中，氧化形成的灰白色斑纹如同岁月的拓印。展签上“二级文物‘熔炸药锅’”的说明，将时光拉回到那段历经风雪淬炼的岁月。

“当时条件艰苦，科研人员用铜锯锯炸药，拿双层铝壶熬炸药，夹层通蒸汽，里层熔炸药。尽管是土办法，但却行之有效，被人喻为‘一把铝壶闹革命’。”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李成娟，将这口锅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鲜为人知的是，在这简陋的“铝壶熬制法”之后，一座由中国人自主设计的精密熔炼设备——米哈伊诺夫锅，正悄然在金银滩草原成型。

展柜中泛着金属光泽的米哈伊诺夫锅，无声揭示着当年技术跨越的惊心动魄。米哈伊诺夫锅是一种夹层蒸汽锅，有入口、排气口和倒料口，是将两种炸药“黑索金和TNT”混合的理想工具。这口“锅”由当时的221基地技术员根据有限的资料，自主设计制作完成，在此之前使用的是既不安全也不科学的土法手工铁锅熬制法。

“当时熔炸药的时候，先辈们用木棍不断搅拌炸药，因防护设备有限，他们只能多戴几层厚厚的纱布口罩。即便如此，口罩根本挡不住挥发出来的有害气体，他们嘴里苦得像吃下了一把苦杏仁。”李成娟轻声说。

听着李成娟充满感情的讲解，时空慢慢折叠——金银滩草原的夜，寒风裹挟着狼嚎掠过帐篷，六十年前的星光与此刻纪念馆的射灯在时空裂隙中交织。

1962年的那个冬夜，一顶顶帐篷在草原上连成星河，每顶帐篷里都蜷缩着裹着军大衣的身影：有人用冻僵的手指拨动算珠，把苏联专家撕毁的参数表重新拼凑；有人将手电筒绑在额前，趴在由弹药箱改装的绘图板上描摹设备草图；女技术员把铝制饭盒倒扣取暖，盒底凝结的冰碴随着计算尺的滑动簌簌掉落。

为尽快研制“争气弹”，在艰难的环境中，广大科技工作者迎难而上，奋发图强，集智攻关，加快研制进程。没有人员就突击培训，以老带新；没有图纸，自己动手绘制；没有原材料，土法上马进行研制；没有合适的仪器设备，就手工操作。

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们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惊人的速度，不仅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核航弹，而且研制生产出与各种运载工具相配套、具有不同当量的6个型号核武器产品，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维护了世界和平，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和国际地位。

“在金银滩上，中华民族挺起了自己的脊梁。”当李成娟的声音回荡在展厅，望着展墙上的黑白照片，来自江西今年六十多岁的曾宪桂久久站立，沉默不语。而后他掏出手机，将每一张照片拍了下来。“我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看着这里的一切，感到无比亲切。”

曾宪桂跟着旅行团来到原子城纪念馆，这里让他既亲切又陌生。陌生，是因为曾宪桂知道“邱小姐”，但他从不知道“邱小姐”的根竟深扎在海拔3200米的金银滩草原。

亲切感，源自曾宪桂来自中国红色革命的圣地江西，赣江的渔火与井冈山的松涛早已刻入他的血脉。在踏入这座草原深处的纪念馆时，他对父辈口中“新中国的又一次长征”有了更为具象的认知。

曾宪桂参观了前厅、东方巨响、巍巍丰碑、历史抉择、激情岁月、勇攀高峰、伟大成就、筑梦复兴8个展厅，对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自1958年选址到1995年退役的历史，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老人带着无限感怀，离开了纪念馆。

夕阳西下，原子城纪念馆在寒风中肃立。展柜里斑驳的铝壶和熔炸药锅，默默展示着从土法熬制到自主研发的艰辛历程。草原的风吹过纪念碑，仿佛还能听见当年帐篷里的算盘声、绘图笔的沙沙声。最后一批参观者离开了，但那些在风雪中咬牙坚持的故事，依然在高原上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