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亲离世,往往被社会视为需要快速翻篇的“私人痛苦”,而非可以公开讨论的议题。人们常以“节哀顺变”“时间会治愈一切”等话语简化哀伤,但鲜有人知,这份“哀伤”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甚至是一个学术研究课题。

　　那年,21岁的李昀鋆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母亲骤然离世让她陷入哀伤,她也由此成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并遇见了很多跟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十年过去,这个曾因丧亲之痛哭泣的女孩,带着《与哀伤共处》一书在清明之际站在公众面前,用学术的温度包裹起千万颗破碎的心。

　　于洋　王钟玉　李岩松　报道　

为什么研究哀伤:

无法释怀丧母之痛

　　2014年盛夏,李昀鋆的人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清晰地劈成了两段”。正在复旦大学读硕士的她接到家人电话:母亲中风入院。

　　当她匆忙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被送入了重症监护病房。她守在病房外寸步不离,祈祷母亲平安,然而四天后,母亲还是永远离开了她。

　　葬礼上,李昀鋆按母女俩的习惯亲吻母亲的额头、脸颊和嘴唇,火化后亲手将母亲的骨灰装入骨灰盒。外人眼中“镇定”的她,在之后的日子里被思念击溃:上课会哭、走在校园里会哭、拿起手机想到打不通母亲电话时会哭……

　　家人劝她“放下”,父亲开始相亲。“我以为时间能治愈一切,但葬礼结束后,真正的崩塌才刚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她偶然在后来成为她博导的陈智豪教授的简介中看到“bereavement”(丧亲)一词时,瞬间泪崩。

　　那时,一直攻读社工专业的李昀鋆才知道,丧亲竟是社工的研究领域。她的痛苦、难过等情绪在这个领域有个专属的名字:哀伤。

　　博一下半学期,在一次课堂上,陈智豪讲道:“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

　　李昀鋆哭了,从课上哭到课下。“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释放。原来我的哀伤不是有问题,是对我母亲的爱。”

　　两个月后,李昀鋆遭遇一场车祸,住了19天院。“原来年轻人也会死。”李昀鋆顿悟,“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活着一定要做的,不做会遗憾的”。

　　2015年,她开始有关“哀伤”的研究,试图用学术回应内心未解的困惑:我的哀伤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痛苦如此漫长?究竟要怎么处理?“它太痛了,我一定要搞清楚。”李昀鋆说。

与44个“异类”的共鸣:

沉默的哀伤需要出口

　　“哀伤像被困在透明的气球里,路人看不见我的嘶吼。”李昀鋆曾这样形容丧亲后的孤独,“我想要通过研究,找到这些被悲伤浸透的人。听到他们的故事,给他们的悲伤一个出口,也给我的悲伤一个出口。”

　　研究过程中,李昀鋆发现相关文献数量有限,且多聚焦汶川地震幸存者、失独老人等群体,几乎没有对年轻丧亲者的关注。

　　然而,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远比人们想象得多。“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死亡教育,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和强烈的哀伤手足无措、倍感无助。”李昀鋆将这种状况概括为“被遗忘的人生第一次”。

　　为了寻找答案,她发布了一封真挚的访谈招募信。没想到,招募信发出当日,就得到了大量阅读和转发,最终191位丧亲者填写了报名表。从2017年到2018年,李昀鋆访谈了65位丧亲者。其中,44位在10-30岁间失去父母的年轻人,成为她的博士论文写作主体。

　　母亲去世后,李昀鋆在自己同龄朋友中很难遇到和自己一样的丧亲者,她总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异类”。而这时,她遇到了44个“同类”。

　　访谈中,为了保持客观,李昀鋆隐瞒了自己失去母亲的事实,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探寻这些年轻人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藏起哀伤。她记录下这些年轻人身份转变的过程,也记录下他们重构人生意义的挣扎。

　　“母亲去世让我很痛,决定研究哀伤让我很痛,听他们的故事让我很痛,整理素材、书写论文让我更痛……”但是李昀鋆坚持了下来。

　　2020年7月29日,她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这一天,距离她母亲离开整6年。这时,她不再隐瞒自己研究的初衷,不再害怕被议论,不怕被说像祥林嫂。

　　“我好像找到了说出来的意义。”她说,“我想让世界看见、承认、尊重这些年轻丧亲者的哀伤。”

哀伤的本质是爱:

带着石头一起生活

　　“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导师陈智豪的这句话,让李昀鋆在研究中反复“复习”。

　　“博士论文完成后,我的哀伤依旧很强烈,我并没有与它和解。一直到今天,我跟它相处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哀伤不会过去。”李昀鋆说。

　　她将44位访谈者与自己的故事称为“我们的故事”。书写论文中,她小心翼翼地“编撰”着每个故事,光整理、分析访谈资料就花费了两年。

　　“这期间,我好像与自己的哀伤经历了一次很深刻的交往。”李昀鋆渐渐发现,她能看清自己的哀伤,理解自己的难以释怀,“我选择接纳了这份痛苦——与哀伤共处”。

　　李昀鋆强调,哀伤的本质是爱,是想继续爱那个离开的人。我们难过、痛苦,其实只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爱的代价”,并不是我们自己有问题,不需要自责。

　　去年,李昀鋆在公益机构为丧亲者提供哀伤辅导时发现,许多人将哀伤视为需要“治愈”的病症。即便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延长哀伤障碍”列为独立疾病,但她接触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符合诊断标准——他们只是被纯粹的痛苦淹没,却因社会对“正常”的苛求而自我怀疑。

　　“哀伤不是病,它是爱的证据。”李昀鋆常对他们重复类似的话。她想起自己曾因思念母亲苛责“不够坚强”,如今更理解丧亲者的孤独,鼓励他们正视哀伤。

　　她以“石头”作比:哀伤起初如巨石压身,但当你背着它蹒跚前行,终有一天能将其收入衣袋,“不是石头变轻了,是你学会带着它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