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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1、采用反事实推理框架下的准自然实验方法，科学地确定生态修复项目的生态有效性；通过稳健性检验和解决内生性问题，提高结果的可信度，为生态修复政策的制定奠定更可靠的基础。

2、深入探讨生态修复项目实现生态有效性的机制，为生态影响的运作路径提供了见解。

3、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为案例，在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评估其生态有效性。

摘要

在全球范围内，生态修复计划已成为缓解生态系统退化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工具，准确评估其有效性对于确定这些举措的成功至关重要。然而，传统评估方法固有的局限性为这些评估带来了不确定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反事实方法，使用准自然实验方法重新评估此类计划的生态有效性，从而确保结果更准确并探索潜在的影响途径。我们构建了一个反事实情景，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评估中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和机制。此外，我们对研究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成功恢复了生态环境，并产生了积极的生态效应，尽管不同生态功能类型和地理区域之间存在差异。(2)我们对传导机制的分析表明，优化国家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迁移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现生态有效性的关键途径。 (3)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具有生态溢出效应，而且有助于经济增长。鉴于大多数全球生态修复项目都可以实现反事实情景，本文使用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支持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用框架。

一、背景与理论假设

1.1 制度背景

中国政府在 2010 年全国功能区规划中提出了“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概念，作为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创新战略。“生态保护与修复”通过引入先进的功能和实施策略，增强了传统生态项目的目标。它们采用多部门协调方式和系统管理，不仅注重恢复分散的生态要素，还从综合生态系统的角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通过将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相结合，努力实现经济和生态协同效应，通过持续监测和政策强化确保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这些独特的属性使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成为应对当今复杂生态挑战的卓越解决方案。近年来，政府完善了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相关政策，增加了对生态保护的投资，并强调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1.2 理论假设

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框架遵循了土地资源规划的运作框架，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国土空间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迁移三条路径来振兴生态环境(图1)。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产生生态效益。

H2a：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土地空间优化来提高生态有效性。

H2b：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生态效益。

H2c：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能够通过劳动力迁移来提高生态有效性。

二、研究方法

2.1 样本

本研究以中国建立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进行准自然实验分析，评估该政策的影响。中国政府启动了两个阶段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指定工作，第一阶段(2011年)包括436 个县，第二阶段(2016年)又包括240个县。将县级单位与各自的地级市关联起来，确定了171个受影响的地级市，其中包括初始阶段的111个城市和后续阶段的60个城市(图2)。该研究收集了 21 年来 290 个地级市的 6909 个观测数据。

2.2 建模方法与变量选择

本研究使用了双重差分法、事件研究分析法、中介效应模型来探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有效性。

因变量：生态有效性。使用净初级生产力（NPP）的对数作为生态有效性的度量。NPP被定义为植被光合作用吸收的碳总量与呼吸作用消耗的碳总量之间的净差值。

核心自变量：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若某城市位于试点县的指定边界内，则政策变量赋值为1；若某城市被选定为试点当年及之后则时间变量赋值为1。

中介变量：国土空间优化（以生态空间比重来量化，即森林、草地、水体等生态环境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产业结构升级（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进行表征）、劳动力流动（以年末农林牧渔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

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人均GDP、城镇化率、产业结构调整、城乡收入差距、开放度、交通可达性、降水量、温度和日照时数。

本研究使用的是2001-2021年的面板数据，以全国329个地级市的数据作为总研究样本。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

表1证实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对生态有效性的显著作用。第(4)列的DID系数反映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生态有效性的平均处理效应约为0.0087。这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建立显著提高了生态有效性，符合其生态修复的首要目标。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3.2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排除其他同期生态政策的干扰、替换因变量五种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证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生态有效性的积极影响仍然存在。

3.3 内生性检验

为增强结论的有效性，本研究将城市的地形起伏度作为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变量，采用2SLS工具变量回归法进行分析。地形起伏度满足工具变量的两个基本标准：相关性和外生性。表2的第一阶段结果表明，城市地形起伏度是自然保护区功能区的有效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结果显示，DID显著为负，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2 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

3.4 异质性分析

试点城市的空间异质性可能导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实施对不同城市生态有效性的影响不同。因此，本异质性分析将考虑生态功能区的类型及其地理区域。

3.4.1 不同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类型

本研究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类型划分为水源涵养(WC)、土壤保持(SR)、防风固沙(WSF)和生物多样性保护(BM)四类。表3显示，以WC、SR和BM为主的生态功能区对生态有效性的促进作用。其中，SR区对生态有效性的影响最大，其次是BM和WC区。相反，WSF区对生态有效性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表3 异质性分析：重点生态功能区类型差异

3.4.2 不同的地理空间区域

本研究将全国划分为六个不同的地理区域。表4显示，华北、西南、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有效性均有所提高。华北地区的改善最为显著，其次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然而，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生态有效性改善并不显著。

表4 异质性分析：地理空间区域差异

3.5 传导机制分析

本研究证实，建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了生态有效性的提高。随后的分析旨在阐明这种改善背后的机制。这项全面的理论探索考察了三种主要机制：土地空间优化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劳动力迁移效应（表5）。

表5 传导机制结果

3.5.1 国土空间优化效应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通过扩大覆盖区域内的生态空间、提高其在国土空间中的占比，显著促进了土地优化，系数为正。这说明生态空间占比的增加对生态有效性有正向影响。因此，土地空间优化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生态有效性的正向中介机制，证实了假设2a。

3.5.2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产业结构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可以促进研究区域内工业部门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提升显著影响生态有效性，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产业结构提升具有核心作用。因此，产业结构提升是国家重点功能区影响生态有效性的积极中介机制，支持了假设2b。

3.5.2 劳动力迁移效应

生态功能区通过促进劳动力在各个部门之间的转移、提高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比重等方式，对劳动力分布产生显著影响。这些地区预计将促进与其特定生态功能最相符的部门发展，从而促进人口密集地区的有组织移民。同时，积极的移民政策促进人口的集中和同化，吸引了之前迁移的流动劳动力。该系数表明，农林牧渔业劳动力的增加对生态有效性有显著影响。此外，劳动力集中度的变化对生态有效性有正向影响。因此，劳动力流动是生态功能区影响生态有效性的有益中介机制。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和经济活动集中，生态功能区支持生态有效性的增加，从而证实了假说2c。

四、扩展性分析

4.1 生态溢出效应

为确定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生态有效性的改善作用是否延伸至邻近区域，将邻近城市作为处理组，非邻近城市作为对照组，重新估计DID回归模型（表6）。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邻近区域生态有效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建立不仅提高了本地的生态有效性，还通过辐射效应间接改善了周边区域的生态有效性，表现出正向的生态溢出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地方发展和官员考核的重要意义日益增强。邻近地区受示范和警示效应的影响，考虑到其自然和经济条件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相似，采取了相似的生态修复政策来改善环境质量。

表6 扩展性分析

4.2 经济与生态双赢

中国政府认识到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国家级经济特区经济增长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出台了转移支付政策来减轻潜在的负面影响。随后，对国家级经济特区经济影响的评估表明，该政策大幅提高了人均GDP。这些结果表明，国家级经济特区的实施不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它促进了经济发展的综合方针，同时改善了生态质量。这是一个互利的结果，既支持生态保护，也支持经济发展。

五、结论

本研究采用反事实方法，将中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地构建了评估生态修复项目生态效应的评估框架。与以往研究相比，我们的框架对生态修复项目的生态影响进行了更准确、更全面的评估，阐明了关键机制，并将分析范围扩展到溢出效应和经济效应。

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显著提高了生态有效性，平行趋势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支持了这一发现，为生态修复项目的生态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证据。我们的研究还揭示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影响生态有效性的异质性：虽然大多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生态结果有积极贡献，但某些地区（如WSF地区和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生态收益有限。分析进一步发现，土地空间优化、产业升级和劳动力迁移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改善生态有效性的机制。此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对邻近地区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而且还有助于经济增长。

（转自：生态修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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