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雅优美的宋瓷，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巅峰。被人们熟知的宋代几大名窑，大都集中于中原和江南地区。然而伴随着现代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成果，人们诧异地发现，在南疆广西的群山深处也曾跃动着炙热的窑火，烧造出令人惊叹的精美瓷器，由此掀开了一段几乎湮灭的南疆宋瓷传奇历史。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考古人员在广西各地陆续发现了藤县中和窑、永岁江凹里窑址、兴安严关窑等多处不曾有史料记载的大型古窑遗迹。

它们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兴于何时？又衰于何年？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又什么突然消失？诸多疑团并无文字可查，人们只能在文物和考古现场寻找蛛丝马迹。

兴安的严关窑址与全州江凹里窑址相去不远，兴安的严关窑分布面积更大，产量更高，所制产品同江凹里窑址一样，大量模仿了长沙窑、建窑、钧窑等外地窑口的产品。不同之处在于，严关窑没有北宋流行的窄小高圈足特征，只有南宋时期流行的宽矮足底。专家们分析，这意味着严关窑所制产品的年代上限，很可能是南宋时期。

经过调查，中和窑窑址所在的丘陵地带，属于桂东云开山和大容山的余脉，在北流河东岸中和村附近，两条分别叫古遼河和猫儿河的小溪之间，狭长低矮的土丘上，南起芝麻坪北至黎山口，长约两公里，宽约半公里。在这个确定的保护范围内，一共发现了13个窑，考古工作者清理挖掘了其中2个坡式龙窑。

考古工作者从地表采集的标本分析，中和窑南北两端及中段，在造型、装饰、烧造技术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中段稍早而南北两端较晚。

这些在中和村随处可见的圆形垫饼和漏斗型匣钵，说明中和窑普遍采用北宋时期流行的一钵一器的仰烧法。这种烧制工艺起源于宋初，又称“支烧”或“垫饼烧”。

北宋经济发达，社会商品交易和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这同时也是制瓷业极为繁荣的黄金时代。在钧、哥、官、汝、定并称“五大名窑”之外，江西景德镇窑生产出如冰如玉般美丽的青白瓷。青白瓷一出现便大受欢迎，市场上供不应求。

此时，设立有市舶司的广州港是北宋的第一大港口，前所未有的订单使大量中国陶瓷通过广州港远销海外。而陶瓷是易碎品，不利于长途运输，能就近生产再好不过。也许是精明的商人很快意识到其中商机，他们沿着珠江、西江，溯江而上，发现了藤县中和村。

再加上藤县地处西江和北流河的交汇之处，顺流而下可达梧州、广州，逆河而上则可通过南流江到达钦州港、合浦港。原料、燃料、交通便利一应俱全，小小的中和村，分明是一处陶瓷生产的天选之地。很快，商人工匠云集而来，龙窑建起，窑火点燃。

在中和窑出土的匣钵、印花模具和瓷器上所刻印的窑工姓名很少雷同。这种现象表明了在中和窑从事生产的工匠相当多，而且已有了详细、严格的分工。

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不管是从远超当地需要的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那些轻薄色润，精致秀美的中和窑陶瓷，很有可能是作为外销品流向了外省以及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一部分。甚至，它们可能会被误判为其他名窑的产品而存在。

而具有南宋特征的二号窑出土器物则比较粗糙，远不如一号窑的器物，烧造方式也从早期的一匣一器，变成了后期更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叠烧。这种后期不如早期的反常现象引起考古学者诸多猜测，有人提出是当地资源开采枯竭，有人说是因为青白瓷的市场逐渐被后来青花瓷取代，也有人说是因为南宋后期泉州港崛起超过了广州港的地位，波及到中和窑的产品销路。还有人认为是因为南宋和元的频繁战争导致窑场被摧毁。关于中和窑的衰落原因，众说纷纭并无定论。

人们只知道，元代以后，中和窑的窑火便熄灭了。其他宋窑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印证了南宋末年战乱动荡时期，广西制瓷业普遍的衰退。

这是一件瓷碗印花模，当年被严关窑的窑工用来批量生产海水双鱼纹样的瓷碗，它的柄侧，阴刻有这样一段楷书：“癸未年孟夏终旬置造花头周三四记匠”，癸未年孟夏终旬即是1163年农历四月底，花头指的就是这件印模，周三四应该是这位窑工的名字。

隆兴元年，也就是陶印模上所刻的1163年，宋孝宗赵昚（音“甚”）兴师北伐，却再度遭遇失败，南宋与金议和，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割商州、秦州予金，双方以叔侄相称，史称“隆兴和议”。战争、瘟疫、赔款，使得民不聊生，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成为难民，纷纷往南迁徙躲避，通过湘漓古道，涌入岭南。

在严关窑创烧的一百年后，另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挥师南下。严关，成为了南宋广西军民与元人作战的前线，窑场变成了战场，最终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幸运一些的全州江凹里窑场，在坚持到元初之后也大量减产，此后很少再看到它的产品。

曾因对外交流而在南疆广西蓬勃兴起的独特制瓷工艺，因古代战争最终熄火沉寂，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仅存的珍宝在跨越时空的凝视下，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往事。

今日（3月29日）21:20

广西卫视播出的《广西故事·窑火淬玉 宋瓷迷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