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沈  鑫

　　1942年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正式拉开帷幕。该运动是一场以学习劳动模范赵占魁为特征的工业生产运动，对边区的工业发展及劳动观念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酝酿阶段

　　对于赵占魁形象的刻画

　　赵占魁，山西定襄县人，自小生活困苦。十七岁时学铁匠手艺，先后在太原及同蒲路工作二十余年。太原沦陷后，便南下到西安寻找生计。他听说延安是工人出头的地方，1938年9月便由安吴青训班转道来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职工队工作学习，同年12月在该校入党，随后又转入职工学校学习，学习过后即调到边区农具工厂工作。因为工作积极负责，入厂不久就担任了翻砂股的股长。

　　自1942年9月7日至9月29日，《解放日报》对赵占魁的出身、经历以及工作态度连续发表报道，刻画了一个光辉的劳动模范形象。《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和《赵占魁同志》中写道：当中央派出调查组来到边区农具厂对赵占魁进行考察时，厂长首先说道：“你去打听吧，凭你问遍全厂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出他的一句坏话的。曾经有一个姓王的工人，脾气一发，谁也劝不下来，可是老赵一说，他就马上不哼气了”，他是中国艰苦奋斗的产业工人的典型。赵占魁的同事老崔说：“他遇到不高兴的事，就先几个人讨论讨论，然后再提意见……遇事宁肯自己吃亏，不叫别人说闲话。”就连与赵占魁不熟识的一邻村老汉也说道：“好人，天下数第一的好人，去哪里也难找下，人家手艺也有，工作真是没话讲，就光说那个看炉子，就是毛主席来看看，也不能不夸几句口再说，人家对百姓好，借钱给百姓，不要利，不限日期还。”在工厂里赵占魁在“两千度高热中长期劳作，积极领导翻砂努力改造物品。”工厂职工都说：“老赵是火里炼出来的。”三个不同身份的人对于赵占魁的评价，生动说明了赵占魁是一名值得学习的劳动模范。他的优秀品质不仅体现在工作中，更体现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

　　此时中央对于赵占魁的宣传集中于对其“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精神”形象的刻画和赞扬，并强调这“正是新民主主义地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这一时期对于赵占魁本人生活经历和工作状态的报道在《解放日报》中的频繁出现，体现了在“赵占魁运动”的酝酿阶段，迫切需要在人民心中建立赵占魁的光辉形象。赵占魁底层贫苦人民的形象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无私的工作态度，更容易使赵占魁在人民大众中引起共鸣，进而为随后“赵占魁运动”的开展奠定群众基础。

　　初步实践

　　转变中的劳动态度

　　随着赵占魁的劳动形象在边区民众中的广泛宣扬，“赵占魁运动”的开展有了可以依靠的思想和群众基础。1942年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号召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赵占魁运动”正式发动起来。

　　“赵占魁运动”在边区职工中，尤其是公营工厂职工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向赵占魁看齐的热情迅速高涨。边区的一位工人写道：“我一定要学习老赵的埋头苦干，和新的劳动态度，决心做一个比他还有文化的模范工人。”

　　伴随着“赵占魁运动”的开展，工厂职工的劳动态度和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转变。边区农具工厂翻砂工人赵如海“过去在工作中爱说闲话、串门子、在‘赵运’教育下，他认清了自己为谁工作，改变了以前的作风，稍一有空，就自动参加打铁组工作。”

　　步入正轨

　　对“赵占魁运动”的引导

　　在“赵占魁运动”开展的初步阶段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赵占魁运动”的动员范围以及开展效果，一直不能使发动并领导这场运动的边区总工会以及职工运动委员会满意。有的工厂“没有把赵占魁究竟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学习他，向所有职工解释清楚；有的虽然上了课、开了会、做了报告，只是照文件宣读一遍，没有和本厂工人的实际具体问题联系起来；有的工会没有认清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意义，没有和工厂党、行政很好商讨配合起来进行；有的工厂行政很热心，而工会倒很冷淡；有的满心想做好，却拿不出具体办法来。因此，赵占魁运动还没有成为全边区工人普遍提高生产的群众运动”。甚至“有人认为赵占魁不过是一个平凡老实的工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发扬和学习；因此，有人认为这个运动是小题大做”。

　　以上问题显然与中央发动“赵占魁运动”的初衷不相符合。“赵占魁运动”进行得太过随意，工厂职工的劳动态度并未得到自发性的转变。只靠刻画赵占魁光辉形象的道德型引导方式显然无法继续支撑这一运动的深入开展。工人的激情会在短时间内逐渐消弭，按照原先的开展方法显然无法构建长久稳定的新的劳动态度和价值观。

　　此时，强调“赵占魁运动”中的政治属性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在“赵占魁运动”中必须加强政治教育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热情，从而达到“推动生产，教育工人”的总目的。1942年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正式下发《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明确指出：“目前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之时，这一运动更有严重的政治意义。”并着重强调，“认识这一运动不同于过去各次普遍的生产竞赛，而是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借以克服少数工人中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现象，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情，增加生产质量，改造工会工作的目的。”12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继续展开赵占魁运动》的专论，阐明“各工厂必须重视这个运动，并认识这个运动是改造工人劳动态度、推动生产的关键，是工会本身的中心任务，必须动员所有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领导和开展这个运动”。1943年5月7日，《解放日报》再次刊发《在公营工厂中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突出强调了“赵占魁运动”的政治属性，并明确表示要使工人“懂得这个运动是一种新的劳动态度的实际体验。这种态度是从工人阶级自我牺牲的共产主义精神、对日寇敌忾同仇的民族仇恨和高度的政治自觉表现出来的”，并期望“参加赵占魁运动的工人，将会在思想上锻炼得更强，把技术、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一步”。

　　由此，“赵占魁运动”在中央的引导下逐渐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空前高涨。边区涌现了众多新的劳动英雄，如吴满有、申长林、杨朝臣、张万库、马丕恩、马春儿、李学义等。大家逐渐形成了“劳动是为了劳动者自己，劳动就不是苦事，对于自己、对于民族、对于全国人民，劳动光荣”的共识。在工厂生产方面，亦达到了提高生产数量、改进生产质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料的成效，保证了边区工业供给的完成。譬如，难民工厂的生产数量逐月提高。“赵占魁运动”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赵占魁运动”中，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就是中央对于转变工人劳动态度的努力。初期对赵占魁模范形象的刻画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比较有限。浅层的内容往往引起浅层的回应，劳动态度的自发转变需要的是从根源上——即从政治层面对工人进行教育，赋予劳动生产以政治意义。由此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推动“赵占魁运动”深入发展，以达到理想预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