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商报
3月25日至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AI成为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关注重点之一。在论坛现场,多名外国嘉宾向北京商报记者讲述了使用DeepSeek后的感受,并一致认为这一工具高效有用。而在AI高速发展的当下,有关应用和治理的问题也被热议。3月26日,在“AI:如何做到应用与治理的平衡推进?”分论坛上,多名嘉宾针对AI治理问题发表了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掣肘。针对如何做到应用与治理的平衡推进,与会嘉宾认为,多方协作、动态治理、伦理优先、技术透明是共识所在。
3月26日,在“AI:如何做到应用与治理的平衡推进?”分论坛上,多名嘉宾针对AI治理问题发表了不同观点。
中国AI征服老外
在横空出世后,DeepSeek凭借开源、低成本、高性能爆火。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现场,多名外国嘉宾也向北京商报记者讲述了使用DeepSeek后的感受。
“它比我之前使用的AI工具更高效。”全球主权咨询公司(GSA)阿布扎比分部董事总经理、委内瑞拉前外交部副部长特米尔·波拉斯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使用DeepSeek后印象深刻,他认为这一工具非常有效。
尼泊尔驻华大使克里希纳·普拉萨德·奥利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使用过DeepSeek几次,主要用于总结和活动现场,并夸赞,“DeepSeek挺好用的”。
在全球主权咨询公司(GSA)创始人兼CEO安妮-洛尔·凯谢尔看来,DeepSeek为人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不仅可以加快研究速度,还可以让人冷静思考,就其所在行业而言,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DeepSeek有更好的资源、更开源的模式,是近两年来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最规模性的创新,也是中国对全球的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院长张亚勤感慨道。
事实上,人工智能在实现技术突破后,也推动了产业变革。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DeepSeek,最重要的是从垄断变成了真正竞争的产业,以往只有寡头才能做AI,如今变成普遍性竞争。从技术化的能力变成产业化的能力,使传统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格局形成”。
争议与未决问题
“从预训练走向推理,从信息智能走向物理智能和最终智能,中国扮演重要的角色。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方面有进展,也有一些挫折。”张亚勤说道。
在AI高速发展的当下,有关风险治理的问题也被热议。DeepSeek的开源模式显著降低AI训练和推理成本,推动技术普及与竞争,但也加剧了对于安全的担忧。
“在广泛运用代理商后,AI的安全风险至少上升一倍。”张亚勤认为,人工智能的能力越大,风险就越高,特别是AI从信息智能到物理智能再到生物智能,风险会增加多倍。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中心主任曾毅则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掣肘的关系,当前人工智能模型在表现上最好的仍是OpenAI和DeepSeek,它们的安全属性也是最好的。
对于这一观点,曾毅进一步解释,当提升人工智能大模型安全能力时,对其求解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可以用科学的方式使人工智能大模型更安全,但同时几乎对其认知能力没有负面影响。
“从企业来看,我们会同时关注创新和安全性的关系。”vivo首席安全官鲁京辉还提到,安全性问题不能通过简单地制定一个法律或规则来解决,需要形成共识,但技术共识无法消弭政治分歧,需正视地缘现实。
张亚勤则认为,就可能存在的风险而言,需要定义红线和边界。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有了这类边界后,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完全没有边界,只讲大原则,则较难实施具体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3月14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对生成合成内容添加显式标识,并规范生成合成内容传播活动,自9月1日起施行。
不应被少数国家垄断
如何做到应用与治理的平衡推进?产业、学界、监管各方有不同的答案。不过对于与会嘉宾来说,多方协作、动态治理、伦理优先、技术透明是共识所在。
“伦理安全应该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基因,应该作为第一性原理,不可删除、不可违背,同时可以做到稳健发展。”曾毅首先说道。
事实上在产业实践之中,全球对“安全性”定义尚未统一。鲁京辉认为,欧洲重合规,美国重发展,中国求平衡,到底哪一种是标准答案,还需要实践来证明。在鲁京辉看来,企业需要一种更动态的、更敏捷的平衡于发展和安全之间的新的治理模式,由政府、企业、学界共建量化指标。
相似的“动态”思路同样适用于国家之间。正如以色列民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特希拉·施瓦茨·阿尔特舒勒表示,人工智能需要在每一个语境下、每一个经济体下符合自身的需求及弱点,不被美国、不被欧洲、不被中国强大的大模型发展趋同化,保证AI世界中的公平性和多元性。
芬兰前总理阿霍同样反对“一刀切”原则,主张各国根据技术应用场景灵活调整政策。他提议组建跨政治、经济、科学领域的独立委员会,吸纳中小企业与学术机构参与。
曾毅则呼吁以联合国为核心建立多边机制,智能鸿沟需通过“全球AI基金”弥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技术普惠不应被少数国家垄断,社群共创才能实现真公平。
对于监管发挥的作用,应聚焦“边界设定”,而非空谈原则。张亚勤提出技术治理路径:一方面通过算法优化提升AI的可控性与可信度;另一方面,严守现有法律框架,“AI无需创造新价值,它只是人类代理,必须遵守版权、专利等既有规则”。
而在江小涓眼中,监管的角色则可以进一步“弱化”。AI治理可依赖自发秩序,市场的力量可以自发地解决效率问题,也可以解决安全问题。“正如科学论文需严格溯源,娱乐内容则可包容虚构。DeepSeek可标注文献来源,正是市场自发的‘局部治理’。”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媛 董晗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