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当研究者浏览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档案时，想必常被手稿上诸多迥异的字迹、格式或注记等纷杂微声所困扰。这些微声究竟属于何人?为何他们得以涉入政务?又如何呈现制度之外的隐性政治?倾听隐没的档案微声为20世纪晚期新政治史的趋势之一，反映了近代早期英国政治史研究的社会化转向。

  1953年，都铎制度史家杰弗里·埃尔顿发表“都铎政府变革论”，主张英格兰的近代化转型始于亨利八世政权，一系列宫朝分离的改革推动中世纪以王廷为中枢的王朝政治，趋向官僚政府主导的国家政治。该理论引发学界有关中世纪与近代早期之间的制度延续性的辩论，更关键的是，学界开始质疑制度史或政治史是否“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看待过去”，甚至以偏概全。都铎史学革命使自19世纪以降由辉格宪政、帝国扩张与国家档案堆砌成的政治制度史“王位”开始瓦解，改由社会科学另辟蹊径。档案也从传统的政府文书中解放，种类与阐释被赋予社会性，但蕴含其中的非精英的政治微声尚待发掘。

  20世纪中期的都铎史学革命推动政治史学走出政府体制，聚焦非正式与社会化的动态关系、“类聚”结构和基层社群。都铎史权威约翰·尼尔和戴维·斯塔基先后以恩惠理论与“亲密政治”概念，将权力中枢从传统以议会和枢密院为主体的官僚政府，转入君主与显贵的私属空间；政治运作模式也从单一的政策咨议，扩展为自利性与互利性的恩惠竞逐和宠信情感。但该新途径陷入重个人而轻集体、重中央而轻地方，甚至流于新社会史的碎片化等视野失衡。20世纪末，近代早期史家史蒂文·冈恩强调权力生态并非取决于单一或个人因素，而是建立在各类社会关系或意识形态“迭加”和“类聚”成的结构、活动范围与形式上。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帕特里克·柯林森进一步主张“新政治史”，即摆脱统治者视角，深入传统上认定不存在政治迹象的基层社会，挖掘庶民日常政治。基层社会通过亲谊、信仰或地域等关系网络，形成自治社群。

  在近代早期政治史研究被赋予社会性的变革中，同样将档案范畴扩及社会层面。文艺复兴史学推动英格兰历史书写摒弃中世纪撰史的神话、传说或非自然等低可信元素，立足考古和文书档案，尤其保存相对完善的政府文件，重塑信史。至19世纪初，国家档案委员会出版《国家档案年鉴》，并向学界开放档案，不过官方筛选的史料多集中于政体、政策及男性精英等视角。20世纪后期，都铎史学革命间接促成史料的社会性解放。档案类型不再独尊以政务文书和文本为主的文字史料，版画、戏剧、雕刻、建筑、钱币、器皿或仪式等史料，使政治史扩大到检视国家政策上传下达的互动。史料解读也被打开背后隐藏的社会脉络。“剑桥学派”史家昆廷·斯金纳强调文本理解应突破语言的内部逻辑，置入文本生成的社会空间与社会条件，即历史语境。

  尽管如此，新政治史始终面临一大瓶颈：难以充分论证社会集体因素如亲谊、地缘、阶层、性别或道德规范等，与政治行为和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症结在于以社会公众为主体的史料空缺。新政治史欲下沉探究近代早期隐没在君主制、封建制，乃至于官僚政府之下的庶民政治迹象，但中下层私人档案直到18世纪晚期才普及保存。他们的政治微声只能寄生在王室、中央或地方政府文件，抑或教会档案中。即使现身档案，也常呈现“病态”，例如非正常死亡、犯罪、异端、猎巫或叛乱。换言之，近代早期庶民的政治痕迹多存在于验尸报告、法庭审判、监狱记录或赦罪请愿等，如同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档案中的虚构》所呈现的那样。

  近代早期庶民在政治记录中缺席、消声或“畸形”，往往导致研究者忽略基层民众如同上层精英，同样也是一个“存在健康正常之状态”的有机体。他们通过乡土关系性社群如家族耆老、兄弟会或行会等，进行“共和性”自治，抑或直接和间接参与地方政府和司法体系，甚至活跃在上层政治。伊丽莎白一世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执掌的中央政务文书与情报文件遍布出身基层之私属门客的代写笔迹与活动痕迹，显示他起用门客接掌政务文书，监管政府政务、议会立法与央地管辖。都铎晚期政权俨然成为“‘官僚性’与‘家庭性’的混合体，结合官方机构的体制……以及重臣和官员之个人办公室运作的非正式行政程序”。这些出身于地方士绅，依托亲谊、地缘、理念或恩宠参与政治的门客，成为穿梭在公私、央地领域之间的隐性中层，对他们的关注与追踪突破了新政治史的研究瓶颈。

  如何追踪这些在政府档案中隐姓埋名却遍布足迹的门客呢？史料的散佚是首先面临的棘手难题。门客名册属私人档案，多因国家档案的存公去私归档政策或保密考虑而销毁。记载沃尔辛厄姆间谍名录的《秘密情报册》早在1590年3月后不知所终，其逝世后紧急复原的情报员名单也已散佚。面对直接证据的缺乏（这同样是历史研究的普遍困境），可通过历史情境的还原想象进行回溯式搜寻。首先，设想门客可能出没在哪些行政空间？这些空间可能留下哪些档案？可以借由活动轨迹逆向挖掘他们的姓名和活动属性。沃尔辛厄姆起用门客处理政务和庶务，他们的姓名必然出现在《工作备忘录》的任务派遣中；他们代长官签领半年俸，则署名在《中央财政出纳账册》；他们联系拜访其他显贵，门客的姓名和身份被记录在显贵的宅邸访客册和私人会见日志；随行出使者，可能名列在外交出使支出明细的酬庸名单。

  一旦获取门客姓名，仅有少数晋升入官僚体系者可通过《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获取相对完整的生平和档案信息，多数人仍需依靠回溯活动情境以确认基本生平。依照惯例，门客常获下议院恩惠席次或为酬庸，或成为代政权监管立法的“业务代理人”，可查询“英国议会史”之议员简史。另外，门客出身士绅，多受教牛津或剑桥大学，可通过两校完善保存的师生名册，查询就读或任职的学院档案。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院务册》《黄油册》与《注册名录》等档案记载师生名单、专业、籍贯（或流亡等特殊经历）、学院活动，如会议、奖惩、选举或请假，甚至离校后对原属学院事务的干涉。值得注意的是，学院档案也能提供丰富的社会基层信息。多数学院受益于王室赏赐或显贵捐赠而坐拥庄园，如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的部分产业即流入牛津基督堂学院，通过学院的庄园档案可获悉租赁契约、佃户名单与租金等。

  掌握姓名与基本生平后，可顺藤摸瓜，依循生平轨迹——出生与洗礼、家庭、教育、职业，以及葬礼、遗嘱和讣闻——与延伸之人际网络，通过各级档案馆、专题数据库、工具书和档案汇编等建构档案拼图。尽管如此，中层政治档案迄今仍存在诸多盲区。首先，门客姓名在档案中常以非全名或化名出现，且近代早期英文拼法尚未标准化，检索时应根据当时的书写习惯，尝试多样拼法和缩写，否则可能疏漏大量史料。其次，门客若转入公职，档案或许依托职务或职位而幸存于国家档案中。若仍为私属幕僚身份，文件可能随恩惠主的档案散佚而消失。沃尔辛厄姆的门客尼古拉斯·方特仅存两份政务报告于世，只能依托显贵友人安东尼·培根现存的通信获悉少许信息。最后，国家档案通过字迹比对，呈现诸多非署名者的字迹，但这些代笔幕僚的真实身份，迄今仍难以确认。

  20世纪中期的都铎史学革命，瓦解了英国政治制度史和国家档案在史学界的统治地位。新政治史被赋予社会性的同时，也推进史料的同趋解放，从精英文书到公众物质，从静态语意到动态语境。这种视野使得女性、基层社群与私属门客不再“隐身”，改变了其政治边缘的形象，通过他们隐藏在档案中的政治足迹，进一步呈现了近代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实际运作情况。

（作者：杜宣莹，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