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考古中国】

夏尔雅玛可布，一个拗口难记但又非常优美的名字。它是一句蒙古语，意为“黄羊出没的河滩”，这个名字直观地反映了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在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多次看到，三五成群的黄羊在不远处悠闲地啃食着青草。

该遗址于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发现，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西3公里处，坐落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昆仑山脉支系布尔汗布达山北麓，地处伊克高里河、哈图河两岸山前冲积台地，海拔2990米。其200公里外，就是海子诗句中“想念姐姐”的德令哈，距离遗址100公里处是大名鼎鼎的都兰热水墓群。2018年至202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北大学开展了三次诺木洪文化遗址考古调查，对柴达木盆地包括该遗址在内的15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全面的调查，确认该遗址是目前唯一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2021年至2024年，两家单位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累计发掘面积4800平方米。

盆地中面积最大的史前聚落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现已探明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其中居址区面积约1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见柴达木盆地面积最大、功能较为完备的史前大型聚落。

  遗址功能区划复杂，主要由居址和墓葬组成。哈图河横穿而过，将遗址分为西北—东南两个大台地。西北台地位于哈图河西，为单纯墓葬区（A区墓地）；与之隔河相望的东南三角台地为居址区；居址区西南、东南方向还有两片墓葬区（B区、C区墓地）；另外在外围发现零星居住遗迹。

  居址区已探明面积10.48万平方米，核心区现存面积约3.5万平方米。通过发掘，确认核心区文化堆积最厚约3米，可分为三个阶段，揭露出石（城）墙、木构圈栏、石砌房址、土坯墙、灰坑、火塘、灰堆及冶铸遗存等，出土大量陶器、石（玉）器、骨角器、铜器、木器、编织物等，揭示出遗址复杂的形成过程和鲜明的聚落功能规划。尤其是冶铸（铜）遗存的发现，对我们了解西北地区青铜冶铸手工业具有重要意义。

  从居址区来看，整个遗址呈现从大到小的演变过程。第一期是整个遗址最为庞大、繁荣的时期，由双重环壕和密集的房址组成，生活配套设施相对完善，人口规模较为密集；第二期遗址演变成一种人为和自然双重作用下的沙丘堆积。沙丘形态应与荒漠气候有关，其中有大量人类活动和废弃物的堆积，外围是用土坯墙体构成的防御设施；第三期逐渐演变成石构墙体筑成的多重石城。石城规模较为宏大，但对应的居住、生活遗存较少。由于发掘面积有限，我们无法全面地了解每个时期遗址变化后的具体分布范围，但从规模上看，整个遗址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小。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期的双重环壕到第二期的土坯墙体，再到第三期的石砌墙体，该遗址规划设计一直十分注重防御功能。不同形态的防御遗存，是因为防御对象发生变化，还是修筑资源发生变化，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千多座史前墓葬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已发现三片相对独立的墓地，总面积14万多平方米，共发现墓葬3228座，是迄今为止西北地区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史前墓葬群。

  由于其特殊的墓葬埋葬习俗、无遮挡的戈壁环境，以及极少人类活动的现实情况，让我们得以全面、准确地了解墓葬的分布及数量。墓葬所处地表可见大小不一的石围和黄土坑，我们结合地表踏查、考古勘探、机载激光雷达扫描、RTK定位等方式，最终确认墓葬不少于3228座。如此规模的墓葬，要想通过考古发掘全部揭露无异于“痴人说梦”。在经过详细规划和充分论证后，我们选取了88座不同墓群、不同区域、不同大小的墓葬进行了发掘，争取用最少的发掘了解最全面的墓葬信息。

  通过四年的工作，我们对三片墓地的墓葬分布、规模等级、葬具葬俗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A区墓地位于哈图河西二级台地上，大致呈长三角形，面积8.12万平方米，确认墓葬2611座，共发掘各类型墓葬71座，祭祀坑9座。初步来看，A区墓地东侧墓葬规模较小，西侧墓葬规模较大。墓地整体布局规律明显，墓葬均为东北—西南向，排列整齐且分布密集，墓葬之间少有打破关系，最近的两座墓葬间距不足30厘米，表明墓地使用过程中经过严密规划。目前已发掘的墓葬除一座外，均为“二次扰乱葬”。墓地应为单人葬，墓主最初头南足北，仰身直肢。尸体腐烂后，骨架被扰动重新埋葬。扰乱后，人骨部分完整，部分散乱。

  B区墓地位于居址核心区西南二级台地上，现存面积3.54万平方米，勘探确认共有墓葬454座，较之A区墓葬规模明显偏小，2023年发掘其中的11座。C区墓地位于居址核心区东南二级台地上，面积2.57万平方米，勘探确认共有墓葬163座，2023年发掘其中3座。B区、C区发掘墓葬亦皆为二次葬。

  随葬品方面，A区墓地随葬品多见小双耳罐、双耳鼓腹罐、无耳束颈罐、腹耳罐、带耳盆等陶器，出土较多铜泡、铜铃、铜镞及零星竿头饰（疑似）、衡末饰（疑似）、马策、铜牛等铜器，以及大量由滑石珠、红玉髓珠、牙坠饰、海贝、绿松石珠等组成的装饰品，牛角、羊肩胛骨和羊肋骨等动物骨骼及树皮箭箙（音“服”，古时用以盛放弓箭的器具。编者注）等。B区、C区随葬器物很少，B区仅随葬少量陶器、青铜器和树皮制品，C区仅有少量陶器和树皮制品。墓葬中既发现源自西亚地区的麦类作物、牲畜，也有欧亚草原风格的铜竿头饰、菌状铜器，还有来自中原及北方地区的黍、彩陶、漆器及双重木椁葬具，更有来自南亚大陆的红玉髓珠，甚至有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暖水区的海贝等遗存，印证了柴达木盆地的文化十字枢纽地位，是欧亚大陆早期农牧互动、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多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缩影。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考古发现西北地区先秦时期最大墓葬群，尤其大量二次扰乱葬俗的发现，为揭示柴达木盆地乃至西北地区的丧葬习俗提供绝佳案例，以考古实证了柴达木盆地3000多年文明史，也是早期人群适应、征服青藏高原的重要见证。

掀开诺木洪文化的神秘面纱

  诺木洪文化是一支具有区域特色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分布于青海柴达木盆地。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汝祚先生对塔温搭里哈遗址等3处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发现完全不同于甘青地区常见样貌的大型沙丘类遗址，出土了土坯房址、铜钺、毛织物等青铜文化遗存，进而提出了“诺木洪文化”的命名。此后60年间，兰州大学等单位做过一些考古调查取样工作，但诺木洪文化的时空框架、聚落形态、埋葬习俗、生业经济、手工业技术等问题，对于学界来说仍是个谜。

  从区域位置上看，诺木洪文化地处枢纽位置，现多被归为陆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南线线路之一，史书中称之为“河南道”“羌中道”“青海道”“吐谷浑道”等。该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交往交流的舞台。多元文化在此汇集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诺木洪文化容纳了西域绿洲、北方草原、东部农业区、南部青藏高原地区等多种文化因素。因此进一步了解诺木洪文化，对梳理该区域的早期历史有着重要意义，也将为我们还原多民族交流、交融、交往历史的更多细节。

  绝对年代距今约3500~3000年的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是目前已知规模较大、功能最齐全，且是唯一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典型诺木洪文化聚落。它的发现，为研究诺木洪文化年代分期、文化面貌及互动交流提供了丰富材料。

  浩浩柴达木、煌煌诺木洪。夏尔雅玛可布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在继续，除了这些学术价值外，我相信这段考古经历会给每个发掘者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一片绿洲看似美好，但它仍是高原上的一片绿洲。这里的骄阳、大雪、狂风、黄沙，都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回忆。在揭示诺木洪文化的面貌时，也在此留下了属于考古工作者的故事。

（作者：杜玮，系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