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13】

  研制战略导弹，研发运载火箭，送中国人上太空并筹建中国空间站——

  “一辈子就干了三件事。”这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1964年6月，西北戈壁酷热难耐，这里即将执行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发射任务。

  但，火箭推进剂在高温下膨胀，导弹燃料储箱无法灌入足量燃料，导致导弹射程不够，难以进入预设弹落区。正当专家们为加注更多推进剂而一筹莫展时，“最年轻”的王永志提出，“泄出600公斤燃料，导弹可达到预定射程”。

  重重质疑下，王永志没有后退。他鼓起勇气，向发射场技术总负责人钱学森汇报自己的计算和推论。钱学森认真思考，批准了这一方案。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呼啸着命中预定目标，王永志的方案成功了！

  1978年，在钱学森的力荐下，他挂帅中国第二代战略火箭总设计师。扎实的学术基础，独特的逆向思维模式，在他之后的科研工作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1986年，我国军工企业开始转型。同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力神火箭等相继发射失利，国际发射市场运载能力出现短缺。

  时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简称“火箭院”）副院长的王永志敏锐察觉到，尽快研制新一代大推力火箭，承揽国际卫星发射任务，是中国火箭研制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可是，新火箭该长什么样？

  “先让火箭‘长胖’，再让火箭‘长个儿’，运载能力就能提高一大截。这个思路可行！”早在1972年，王永志就有过研制捆绑式火箭的构想，并组织技术人员设想出捆绑、加级、加长等火箭型谱。

  王永志当机立断，以长征二号丙火箭为芯级，研制我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火箭——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以下简称“长二捆”）。1988年11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

  这是中国与国外签订的第一份商业发射合同。而此时，“长二捆”还只是设计图纸上的概念，距离合同约定时间仅剩18个月。

  顶着巨大压力，王永志立下军令状：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将火箭竖立在发射台上。

  在王永志带领下，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开始了。500多天，全箭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样、120多个工艺攻关项目、20项技术难题……

  1990年6月29日，“长二捆”提前一天矗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长二捆”的横空出世，使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9.2吨，中国航天不仅顺利拿到国际航天商业市场的入场券，基于“长二捆”技术基础研发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也成为我国目前唯一可以担负载人航天器发射任务的“明星”火箭。

  火箭打了漂亮仗，那载人航天呢？

  要知道，中国计划发射载人飞船时，国外载人航天已发展40余年。“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跨越式发展！”这是王永志给出的答案。

  工程论证期间，王永志提出要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之间，增加空间实验室，以验证空间站关键技术并提早应用，这一构想最终演变为极具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

  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花甲之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他在总体技术方案制定、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一系列自主创新举措，铺就了中国载人航天的成功之路。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一飞冲天；2017年，空间实验室阶段顺利结束；2022年，中国空间站如期建成，载人航天“三步走”圆满收官。

  2024年6月，王永志的生命之光燃尽了。“他已经不能自由行动，眼睛也已近失明，可仍不停地念叨着天上的事、登月的事……”回忆起王永志临终时的情景，妻子王丹阳动情地说。

  “宇宙是无限的，探索也是无尽期的，我们已经干过的算不了什么，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前头。”王永志从没放下他牵挂的中国航天事业，直至生命的尽头……

（本报记者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