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本报记者 薛蒙蒙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生就业时出现‘高分低能’——这些现象背后，是实践教育的缺失。”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原副主席高小玫建议，在教育体系中引入“间隔年”制度，为年轻人开辟一条“缓冲带”，让他们获得自主探索的时空，弥补教育体系中实践教育匮乏的不足。 

　　何为“间隔年”？高小玫强调，这并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富家子弟的环球旅行”，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为青年提供一段“有支持的探索期”，学生们可暂离课堂，通过旅行、义工、技能学习等方式，松弛压力，锻炼能力，发现适合自己的人生志向，以更好的状态进入社会。

　　近年来，青少年精神障碍问题愈发严峻，高小玫援引了国家卫健委数据，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2%。“我国学生学业竞争激烈、压力畸重，考学焦虑贯穿整个教育阶段，课业负担不容喘息。长期极限紧绷、过疲、透支，导致精神问题被带进大学及社会。”

　　高小玫认为，一段迥异于学习生活的间隔年，可助学生充分释压，恢复好奇心、提升共情力，修复身心也唤醒学习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潜能，而这本就是教育的目的。

　　另一方面，据统计，2024年约有19.1%的毕业生选择暂缓就业，规模达千万。很多用人单位抱怨，现在的学生能力与学历不匹配。“我们一直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不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学校专门教授知识，社会实践非其所能。我认为需要向学校之外着眼。”因此，高小玫认为，推广“间隔年”能弥补实践教育的空白。“在云南山村支教，或许能重燃对教育的热情，在公益组织中服务，可能发现社会责任感的重量。这些体验是课本永远无法给予的。” 

　　高小玫表示，当前社会对“间隔年”充满偏见：企业固守“应届生”标签，将非无缝衔接的简历视为“污点”，大众将其污名化为“游手好闲”“躺平”。制度层面亦缺乏包容——在高校休学大多需要“重病”证明，社会实践难获学分认证。“年轻人的探索需求与制度刚性之间的冲突，已到了必须破题的时刻。” 

　　推行间隔年，不能仅靠个人勇气。高小玫从政策、社会、文化三方面提出系统性方案： 

　　政策层面，她建议设立“国家间隔年基金”，为参与社会实践的青年提供必要的、基本的生活补贴；改革学籍管理制度，允许弹性休学并保留应届生身份；将间隔年经历纳入高校学分体系，承认其教育价值。

　　社会层面，她呼吁企业弱化“应届生”标签，招聘时重视实践经历；鼓励社会组织开发多元化项目，如乡村振兴实践营、技能工坊等；推动保险公司开发“间隔年专项险”，覆盖旅行、义工等场景的风险。 

　　文化层面，高小玫直言需扭转“间隔=躺平”的偏见。“通过媒体宣传、名人示范、校园讲座等方式，让公众理解：暂停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她特别提到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导演饺子的经历——几年无业闭门在家，最终完成破圈之作。“社会应容许多元人生剧本的存在。”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高小玫表示，间隔年并非“万能解药”，需要与劳动教育、职业启蒙等结合。推行间隔年制度，不仅能为青年提供更完善的教育，更将推动社会形成更包容、多元的成长观，为高质量发展储备更具创造力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