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清代学者赵翼云：“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指的是古代中国的重心已经从秦始皇以来的西北逐渐向东北转移，当然，主要是指政治和军事重心，经济重心则是南移，主要是东南移。这里指的就是隋唐五代。

地气盛衰中的东北亚格局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原王朝的政治重心、军事重心都偏在西北，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与政治中心的关系，也是中原王朝的经济重心。这一格局的形成与北方草原民族的活动方式也有密切关系。北方草原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由于气候的变化和生存的需要，不断追逐更丰美的草场和水源，他们倏起倏灭，不断崛起新的民族，形成一波一波的南下浪潮。陆续兴起的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关系发展，基本态势可以看到是在逐渐东移。隋唐以前，中原王朝的三大重心（政治、经济、军事）都偏在西北。隋唐时期，这一格局已经出现变化。变化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东北亚民族格局的变化。北方草原新崛起民族重心东移，从阿尔泰山一线转移到大兴安岭一线，使得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心也随之转移。隋炀帝修大运河，其实已经有向东北进行战略倾斜的考虑，但因内外因素而导致隋朝的倾覆。赵翼所谓的“地气”，就包括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重心”。地气自西北转向东北，其实就是指政治和军事重心自唐中叶发生的转变趋势。其次是以丝绸之路为主要对外交通线的格局，随着东北亚民族格局的变迁、中原王朝政治和经济重心的东移，走向衰落，东南海路交通线日益兴盛。再次是政治和军事重心的东移及东北移的同时，经济重心南移和东南移。

大运河带来的重心之变

开凿大运河和充分发挥其作用，是隋唐时期的大事，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事。

经济重心与政治和军事重心的分离，有多种因素。战争和民族大迁徙，造成中原人口多次大规模南迁。人口的南迁不仅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气候的变迁，也是经济重心东南移的重要原因。南方地区气候逐渐温暖湿润，水网纵横，更有利于农业发展，水利的兴修也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因此，气候、民族、人口、战争都促使经济重心向南方，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长江中下游自唐中叶以后，成为经济发展最快、最发达的地区。

由于有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解决了物资运输的部分问题。从大运河走向的变化，也可以看到自隋朝以来，历代政府力图解决三大重心分离造成的运输问题的努力。隋唐时期运河呈现西北—东南、西南—东北的走向，中间由于淤塞而停运，继而元代运河的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河道也得到重新疏浚，运河继续发挥着连接南北的重要作用，标志着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转移的最后完成。大运河从西北—东南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正是中原王朝三大重心格局变化的反映。

社会阶层的跌宕起伏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政治家、诗人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乌衣巷口从喧嚣繁盛到只有一抹斜阳凄凉而落寞，反映了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的科举制所蕴含的社会及社会阶层的巨变。其背后有着广阔、深刻的社会阶层跌宕起伏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社会很长时间，都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由此被某些学者称之为“超稳定结构”。但是，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是有变化和调整的，也曾发生局部或阶段性的重要变化。这里指的就是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重大变化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主导地位的是新老门阀士族，在隋唐时期他们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过去门阀士族拥有政治上的垄断特权、经济上的大土地所有制，拥有大量不受国家管理和控制的依附人口。通过婚姻文化等社会关系来形成封闭的凝固的社会等级和结构，已经逐渐打破。因此刘禹锡的这首诗在感慨世事变迁的同时，其实也蕴含了中国古代社会阶层重组变迁更新的历史大趋势。

在本书中，无论是政治的权力重组、国家机器的运行；经济发展中的南北交集、区域模块；文化中的革故鼎新、兼容并蓄；民族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风云聚散；国际交往中的吸收融合、宏博开放；抑或是深入到地缘格局的地气盛衰、区域经济的九国盛宴、科举取士的深远影响、社会阶层变迁的跌宕起伏、城市变化的从坊市到街市、农民起义与盛世王朝的关系，关键在于读懂一个“变”字。

作者：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