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食品报

从陶土烧制的日常食器到青铜铸造的神圣礼器，从禹铸九鼎到列鼎制度，从“食”之象征到权力的具象化体现，鼎的功能与地位演变折射出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鼎文化源远流长，向我们揭示出“民以食为天”的深刻涵义。

陶土烧制，和五味之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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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解字》中有云：“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早在新石器时代，陶鼎已成为我国先民的重要食器。

　　据考证，陶鼎是由陶釜（圆底、无足，形状类似如今的罐子）演化而来的。由于以陶釜烹煮食物必须垫石块或搭配陶制支架，故我国先民创造了自带“三足”的陶釜——陶鼎。“三足”是我国古代造物史上的重要创新，其不仅便捷，还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器具中。成语“三足鼎立”即由鼎的这一结构特征而来，象征着势力之间的相互制衡。

　　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完整陶鼎——乳钉纹红陶鼎，出土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其距今约8000年，呈深腹盆形，三足、无耳，高22厘米、口径23厘米。质朴的外型与小巧的尺寸，使人们很难将其与商周时期带有纹饰或铭文的巨大青铜鼎联系在一起。

　　在成为权力的象征之前，鼎已被我国先民作为食器使用了4000年之久。而其之所以能在众多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权力的象征，正是因为其是先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食器。

青铜铸造，初现等级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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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曰：“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先秦时期，生产力不甚发达，“食”更是百姓心中的头等大事。统治者掌握了鼎这一重要食器，就相当于掌握了天下。

　　相传，在夏代之初，我国统治者已开始用有“金”之美誉的青铜（青铜是纯铜与锡、铅等金属按一定比例熔铸而成的合金。因夏商周时期大部分青铜器的含锡量低于20%，故其颜色一般呈金黄色）铸造鼎，以彰显自己拥有天下。

　　据《史记》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夏朝的开国君主夏禹收集九州的金属，铸造了九尊鼎。他曾以九鼎烹煮牲畜，祭祀上天和鬼神。从夏朝至周朝，九鼎乃是象征权力的传国之宝。周朝灭亡之时，九鼎沉没于水中，从此失传。

　　由于九鼎并未出土，故这一记载的真实性至今仍难以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夏代，鼎的功能与地位已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发生，与青铜器的铸造是分不开的。

　　此前4000年的悠悠岁月中，我国先民仅能以陶土烧制鼎。夏代，在陶鼎之外，首次出现了青铜鼎。鼎有了等级之分，百姓以陶鼎为食器，王室贵族以青铜鼎为食器、礼器的局面初步形成。

　　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是被誉为“华夏第一鼎”的夏代晚期网格纹铜鼎。从中，我们可以窥得这一时期青铜鼎的大致样貌。

　　这尊青铜鼎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墓主社会地位较高的大墓——VM1号墓葬。其三足两耳，造型朴拙，尺寸（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甚至不及新石器时代的乳钉纹红陶鼎。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受铸造技术所限，夏代青铜鼎并无华丽的外表，但因其为珍贵的青铜所铸，故被赋予了礼器的功能。在彰显墓主的财富与地位之外，这尊青铜鼎也保留着实用的炊煮及盛食功能。当时，人们采用分餐制进食。通过这尊小巧的青铜鼎，我们可以想象出夏代贵族“一人一鼎”进食的场景。

庄重威严，昭示饮食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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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鬼神崇拜之风浓厚，祭祀成为国之大事。《荀子》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古人事死如事生，祭祀鬼神与祖先时，必要供奉丰盛的食物。作为时人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食器，鼎自然而然就成了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礼器之一。

　　这一时期，随着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鼎的形制由小变大，有了三足圆鼎与四足方鼎之分，表面开始出现青铜纹饰。王室贵族热衷于以青铜鼎庞大的体量和精美的纹饰，彰显权力与威严。

　　商代青铜鼎的纹饰中，最为常见的当属饕餮纹。据宋代的《考古图》记载：“《春秋左氏传》：‘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谓之饕餮。’古者铸鼎象物，以知神奸。鼎有此象，盖示饮食之戒。”由此可见，铸饕餮纹于鼎上，意在警示人们不得贪婪无厌，特别是在饮食方面，要有节制。

　　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司母戊鼎，即是商代青铜鼎的典型代表。其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铸造的四足方鼎，高133厘米，重达832千克，是目前出土的体量最大、重量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司母戊鼎带有饕餮纹、夔龙纹、双虎食人首纹等纹饰，庄重而威严。对于鲜少接触青铜器的商代百姓而言，其震慑力可想而知。

　　与气势恢宏的青铜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朴实的陶鼎。一如千年前，它默默无闻地在寻常百姓家担当着“食”之重任，日复一日地烹煮出浓浓的烟火气。

礼之表现，以数量明尊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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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时期，王室为巩固统治，建立了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礼乐制度。《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鼎作为重要的食器和礼器，自然要受“礼”的约束。西周中期，列鼎制度形成，鼎在制度层面上正式成为了“明尊卑，别上下”的重要器物。

　　列鼎制度规定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祭祀、宴飨、丧葬等重要礼仪场合中可使用的鼎的数量。如《春秋公羊传》所云：“天子食九鼎，王食七鼎，诸侯食五鼎，大夫食三鼎。击钟列鼎而食者必属贵族。”形容富贵人家生活奢侈的成语“钟鸣鼎食”即由此而来。

　　《左传》中亦有“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的记载。这一时期，鼎多用于盛放肉类，与其配套出现的簋，多用于盛放谷物。因肉类属阳，故鼎为奇数。因谷物属阴，故簋为偶数。

　　同时，从西周的礼乐制度中，我们也能发现，此时青铜鼎的形制已更加多样，告别了“炊盛一体”。依照用途，其可分为腥鼎（也称正鼎）、陪鼎、镬鼎3类。其中，腥鼎是熟肉的盛器，陪鼎是肉类佐料的盛器，镬鼎则是专用于烹煮肉类的炊器。

　　《周礼》中有云：“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亨人，即周代负责烹饪相关工作的官员。东汉郑玄注曰：“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孰，乃脀于鼎。”由此可见，时人以镬鼎烹煮肉及干鱼。待食物熟后，再将其盛入腥鼎中。1988年，山西太原赵卿墓出土了一尊春秋晚期的镬鼎——附耳牛头螭纹蹄足镬鼎，其内部放有牛肩胛骨一块。这尊镬鼎高93厘米、口径102厘米，重达220千克。历史学家推断，其在当时的用途应是煮全牛。

　　除了直接以镬鼎烹煮肉类，时人还发明了一种结合镬鼎与小鼎的特殊烹饪方法。《礼记·内则》中记载：“巨镬汤，以小鼎芗脯于其中，使其汤母灭鼎。”即将盛有肉类的小鼎放入镬鼎中（镬鼎中的热水不可没过小鼎），利用热水加热小鼎中的肉类。这种烹饪方法类似于如今的隔水炖煮法，可使食物受热均匀，保持原汁原味。

国之重器，革去故而鼎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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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势力逐渐崛起，僭越列鼎制度的行为开始出现。据《左传》记载，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借口讨伐陆浑之戎，率军北上，一直打到东周都城洛阳郊外，并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以彰显楚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周定王得知后，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军，以示周朝礼仪。楚庄王故意挑战周王室的权威，向王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答曰“在德不在鼎”，巧妙地化解了这次危机。“问鼎中原”这一成语即由此而来。

　　王孙满虽足智多谋，但周王室大势已去，至春秋中期，诸侯纷纷僭越列鼎制度，使用九鼎。郑玄于《周礼》“诸侯之礼”一节中所注，即显示出这一变化：“鼎十有二者，饪一牢（即烹饪一组完整的祭祀用牲畜），正鼎九与陪鼎三。”

　　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国的割据，列鼎制度逐渐瓦解。虽然如此，但鼎国之重器的地位却未有改变。据《史记》记载，周赧王五十六年，秦国围困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国君派平原君前往楚国求援。到达楚国后，平原君迟迟未能与楚王商定联合抗秦之事。门客毛遂见状自告奋勇，以智慧和口才成功说服楚王出兵援赵。平原君返赵后感慨道：“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大吕，指周庙的大钟。九鼎与大吕皆是象征国家权力与威严的重要礼器，平原君以此作比，极言赵国地位之重。比喻说话分量重的成语“一言九鼎”“九鼎大吕”即源于此。

　　《周易》在解释“鼎卦”时提到：“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将木头放于火上燃烧，即是烹饪之法。圣人用鼎烹煮食物以祭祀上天，而用鼎大量烹煮食物，则是为了供养圣贤之人。这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也反映出儒家思想对“选贤与能”的重视。

　　对于“鼎卦”，《周易注》如此解释：“革去故而鼎成新，故为亨饪调和之器也。”作为食器，鼎的功能是将生食煮熟，这象征着革除旧弊，建立新制。此句后来演变为成语“革故鼎新”。

　　从最初的掌握鼎这一重要食器即相当于掌握天下，到此时的以鼎为沟通人神、供养圣贤、除旧立新的媒介，思想的深化使鼎国之重器的地位愈发稳固。虽然秦汉时期烹饪技术的发展使鼎逐渐退出了食器舞台，但其文化涵义却传承至今，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符号之一。

　　民以食为天。鼎盛，以百姓吃饱吃好为基。千家万户中氤氲出的浓浓烟火气，即是鼎盛最好的注脚。厚重庄严的青铜鼎无声地向千年后的我们诉说着这一古老哲理，彰显着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王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