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红色娘子军》剧照。

杜鸣心在看琴谱。

《红色娘子军》剧照。

2月21日，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里，指挥家张艺挥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以音符“起舞”、回旋。在这场着重体现芭蕾舞剧配乐精华的音乐会上，中国作品《鱼美人》与《红色娘子军》的选段分列首尾，衔接着、呼应着，包裹起一整场演出的轻盈浪漫，留下中国艺术家对这门舶来艺术的解读印记。

它们都是著名作曲家杜鸣心的作品。202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一甲子，声势浩大的巡演走遍全国，关于这部经典作品的种种探讨再度回到视野。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佳作究竟如何写成？它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有何启迪？听97岁的著名作曲家杜鸣心再次打捞起记忆中那些闪光的往事。

“常青就义”有巧思

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定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献礼剧目。那时，吴祖强、杜鸣心两位作曲家已在舞剧《鱼美人》中成功合作，《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再次落到了他们的肩上。

“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的时间已经非常晚了，差不多到了1964年将近夏天的时候，开始想让两个人来创作，但时间来不及，开夜车也赶不上。”于是，杜鸣心和吴祖强邀请了施万春、王燕樵、戴宏威3位年轻作曲家，大家分头创作，吴祖强负责序幕、第一幕和第四幕前半场，杜鸣心负责第四幕后半场和最后一幕，王燕樵、施万春、戴宏威分别创作第二幕、第三幕和第五幕，大家齐头并进，用两三个月赶出了钢琴谱。施万春曾回忆，为南霸天家中的情景谱曲时，他彻夜不眠，“想各种恐怖的镜头，白天一照镜子，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枕头上、地上到处都是。”

然而，由于时间太过紧迫，《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形式有些混乱，“在作品的配器、人物音乐的贯穿上，大家没有很好地通气。”比如女主角琼花的主题音乐，吴祖强在第一幕中创作的主题并未延续至第二、三、四幕，好几个主题显得不统一。周总理要求进一步完善这部舞剧，首演结束后，大家即刻着手，“首先集中精力修改琼花的主题。王燕樵根据吴祖强的第一个主题进行加工，既有海南的风格，也有反抗斗争的精神，大家就比较满意了。”

男主角洪常青的主题由杜鸣心所写，“他是一个比较现代的革命领导干部，应该更开阔一点，用革命歌曲的音调和风格来表现。”“常青就义”是全剧的高潮片段之一，这段音乐融入了《国际歌》的前两句旋律，但实际排练时，饰演洪常青的演员说：“老杜，我在台上演的时候感觉还不够沉着、大义凛然，他走到刑场的过程太快了，你想想办法，再给延长一些。”

杜鸣心犯了难，这么一首工人阶级人人会唱的歌曲，还能怎么再加长？苦思冥想好几天，他把《国际歌》的两句改成三句，第一句用铜管在低音区表达就义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势，第二句不结束，继续用小号音色高八度抒发慷慨激昂的心绪，第三句用合唱人声推高气氛，“这三句一句比一句高，一句比一句急，排练时一合乐，演员演下来觉得很高兴。”

“万泉河水”曾重写

家喻户晓的《快乐的女战士》《万泉河水清又清》也出自杜鸣心之手。为了让旋律更有故事发生地的特色，他走遍了半个海南岛，听了很多黎族的音乐，这些旋律经过改编后成为了《快乐的女战士》里欢快又有朝气的生活场景。《万泉河水清又清》的灵感同样来自海南当地的民间音乐。起初，杜鸣心所写的第一稿《万泉河水清又清》在审查时被批评，一时间，中央芭蕾舞团全团都被号召来写《万泉河水清又清》，作曲者名字一律回避，结果大家“盲选”的，还是杜鸣心的作品。

“这一次我用了海南当地的渔歌。”杜鸣心猜测，第二版《万泉河水清又清》之所以中选，要得益于它浓郁的海南风格，“明朗，也很开阔。”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抓住了听众的耳朵，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简单却动听的版本。《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修改持续了两到三年，很多时候，通知来得突然，杜鸣心一熬就是一个通宵，匆匆躺下睡一觉时，上学的小学生已经唱着歌儿从他的窗外经过，早上10点，他又会准时带着抄好的分谱出现在天桥剧场。乐队总谱出版时，杜鸣心负责定稿，“我们‘发动群众’，把每一页乐谱挂起来，让乐手们查看每个声部存在哪些问题，有问题马上修改。”当时留下的一个遗憾，是乐队编制，尤其是铜管部分不够完整，后来，随着国内交响事业的飞速发展，杜鸣心的牵挂终于被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24年，《红色娘子军》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带着这部看家大戏，从见证它面世的北京天桥剧场开启巡演，走向全国——这部在当年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孕育的作品，生命力旺盛得令人感慨。经典的魅力从何而来，是老生常谈又常谈常新的话题，“《红色娘子军》第一故事感人，第二舞蹈创新，在它之前，从来没有一部芭蕾舞剧拿着热兵器上台，第三音乐动听。”杜鸣心总结道。中国艺术家把全部心血和来自这片土地深处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这部作品里，换来了一代代观众对《红色娘子军》的赞赏与认同。

耄耋之年仍创作

一直以来，杜鸣心的音乐都被视为“用洋乐器讲中国话”的典范，“我们当然可以用现代的、西方的作曲技法，这是完全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但要注意的是，它们永远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怀揣这份坚定的理想，1976年，一直调动在外的杜鸣心回到之前工作的中央音乐学院，任作曲系主任和教授，育人成材，不遗余力。两年后，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77、78级，至今，他们依然堪称我国音乐界的中流砥柱，这批学生中，叶小纲、瞿小松、刘索拉等许多人都曾跟随杜鸣心学习。

在为中国作曲事业输送大量人才的同时，杜鸣心笔耕不辍，踏足各个领域，捧出协奏曲《春之采》《献给鼓浪屿》，舞剧《玄凤》《牡丹仙子》，交响诗《洛神》《天地之滇》等一众精彩作品，直到今天，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创作不息。

2017年，应国家大剧院委约，杜鸣心手写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北京颂》，献给这座他生活多年的城市，长笛化作鸟鸣，京剧片段《夜深沉》若隐若现，胡同里的旧时光仿佛去而复返，国际都市的包容繁华也在轻快的节奏里熠熠流淌；2023年，杜鸣心与儿子杜咏共同执笔为中央歌剧院创作的大型交响情景歌剧《奋斗》首演，“挑战禁区”“攻克绝地”“薪火相传”“情暖万家”“保卫蓝天”5个篇章豪气干云，尽情讴歌石油工人勘探的艰辛、开采的艰难、运输的曲折、保供的挑战、环保的决心，这一年，杜鸣心95岁。

“大家还会委约我一些作品，这在激励我创作。”杜鸣心说。《奋斗》是他第一部上演的歌剧，却不是第一部下笔的歌剧，他曾把冼星海在苏联的经历融入乐谱，写这位“人民音乐家”生命尾声的回音。如今，“委约”的概念风行全国，但这部歌剧并非委约。没有费用，没有“死线”，杜鸣心独立担纲作曲和编剧，投入了大量心血，“完全按照自己对歌剧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创作”。97岁的杜鸣心有些开玩笑地说，有生之年，他希望能看到这部作品首演，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这会是一部留得住的作品。

“是国家培养了我，如果当年国家不派我去苏联留学，我不可能成为一名教作曲的老师。”话锋略微一转，杜鸣心这样说道。每当提起《红色娘子军》，提起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的几十载冬春相继，数不清的赞誉总如雪片飞来，一再推辞的杜鸣心却谦虚地将它们轻轻拂落，只想捡起一个“作曲教师”的名号，对他来说，这已然是最恰当的一句称谓。

高倩/文 王小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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