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高中毕业，高考失利4分。我了解到，正是收割小麦的时候，我正在麦田里帮家里磨麦子。当时刚好是承包到户的第二年。虽然平时各家各户都互相照顾，但是在春耕秋收的时候，亲戚朋友还是会一起干活。当然打麦也不例外，于是有二三十个人一起打麦收割。中午大家一起吃西瓜泡面饼的时候，长辈问我高考的事，我如实回答。大部分人鼓励我没事干，说明年再考，但是我四新妈妈(我四叔老婆)告诉我白面干粮吃了十几年了，经常在主席台上讲话。快回家种地。本来我很苦恼。马思欣的一句话，更像是身体的打击，让我感到羞愧。于是我在爸妈不注意的时候跑回家，浑身是汗，急得像在火里烤一样。于是我从手压井里拿出一大桶冷水，倒在头上。突然，我的骨骼和肌肉剧烈地痉挛在一起。整个人缩成一团，疼得只是在地上打滚，最后晕倒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爸妈回来看我，把我抱到了炕上。从此父母心疼我，不再让我下地干活，而是在家好好休息。那个月，我变得又瘦又脆弱。生病在家的一个下午，我坐在门槛上一边看书一边晒日光浴。从外面走来一个不高的老人，头发和胡子都是白色的，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他左手拿着一根狗棍，右手拿着一个小蓝边白瓷碗，冲着我要吃的。在我行动迟缓，几乎走不动的时候，我去厨房舀了半碗米放进米缸，倒进老人的碗里，只有一半没吃饱。老人说你可以再给我舀一些，装满我的碗。我心里不太爽，我恨不得给你多少算多少，怎么还争？但他这么大了，穿成那样，就忍不住去厨房给他舀了一碗饭倒进他碗里，最后盛了碗，指了指。这时候老人跟我说了句：“看你小伙子走路的精神，肯定是班长，等等。”然后他转过头，拄着拐杖走了。当时我自然明白班长是什么。所谓的“班长”叫过去，是为了抓捕或者照顾犯人，因为我手里看的书是《儒林外史》，很清楚，所以我心里苦笑。唉，我一直这样，路不稳，精神还活着。就是几分钟后，邻居和同学来我家，问我：“刚才是不是有个想吃饭的老人来你家了？”我说的时候，他问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我回答的时候告诉了他之前发生的事情。他跟我说他也去过我们家，还跟我说我的录取通知书三天后到，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三天下午，同学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到我家，高兴地说收到了。我们觉得前几天遇到了神仙。但是，看到他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政治系的通知，我自然觉得有点沮丧，他安慰了我一会儿，才给我爸妈报喜。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八月底。在父母的帮助和鼓励下，我报名并开始复读，准备第二年再次高考。不想复读后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当时县政府的通知，说我被预选为第三批少数民族干部，我们学校另外五个学生也被预选。当时公开招收少数民族干部还是一件新鲜事。我们县有14个名额，我们学校包括我一下子就占了6个，差不多半个县，而且只有一个有城市户口，我们另外5个学生出生在农村户口，所以成了轰动全县的大新闻。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考上国家干部，有一些天上掉馅饼的恐惧和感觉。

几天后，体检结束，政审开始就清楚了，政府直接根据高考成绩从上到下选拔落选的考生。但是体检完了，下面没有文章，大家都很紧张，继续复读。其实这期间我们不知道的是，征兵人员从学校到公社，从公社到大队，从大队到邻居的调查走访，对我们进行了政审和管控，最后从邻居那里得知了这个情况，就这样三个月过去了。在这三个月里，虽然我继续在学校复读，但因为招聘问题，我和全家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不知道是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是农民的孩子，最后被祝福吃了。

就这样，12月底，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公社终于派组织主任到我家来拿录取通知书，并告诉公社王树基，他想亲自和我谈谈，于是他赶到了公社。当我遇见王树基时，王树基告诉我你是一个贫穷的农家孩子。有这个机会不容易。你一定要珍惜，更加努力。所有新兵都是团组织的专职干部(俗称团干部)。因为你是学生会主席，是县里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所以被分配到公安局。

1983年元旦过后，我就骑自行车到县团委去报道，团委马书记讲你就在团委先上班给我们帮些时间的忙，等过了这一阵再到公安局去报道上班，我就问书记这能行吗？书记说没问题，我给他们打声招呼，就等于团委把你借调了。就这样我开始在团委先上班。因为当时团委没有住宿条件，所以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中午在县政府大厨上吃饭，可便宜，一顿饭两三毛钱，也好在家离县城就十公里的河卵石路，到也不算是太远，也不累。因为上学时养成的习惯，我每天就早早地赶在上班前到单位，拖地抹桌子打扫卫生，正式上班后就骑上自行车在县城里到处跑给各单位送文件，闲下来就写写通知、总结什么的，勤快的很，所以很快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一个多月后公安局来往回要人时，马书记给我做工作让我留在团委继续干，不要去公安局了。但是自从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公安局的那一刻起，公安人员那威严高大为民除害的形象就早已烙在了我的脑海之中令我神往，也就蜿拒了马书记的好意，第二天一早就到公安局报道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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