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克里斯蒂娜和郝平饰演的夫妻在《蜗居》买了一套房子。十一年后，他们继续在《安家》买房子。弹幕说：“十年来，夫妻俩从《蜗居》看到了《安家》，成功地把上海的房价从38万元/套看到了380万元/套。”从《蜗居》到《安家》，两部电影的片名串联，是中国人社会生活地图的变化。 　　

　　从《蜗居》到《安家》:中国式的“性交”叙事 　　

　　《蜗居》中海青和郝平是一对怀揣梦想的名校毕业生。他们想在大城市扎根，又觉得被洪水困住，最后艰难地上车。003010的故事嵌入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当时，一旦4万亿元救市刺激方案出台，房地产迎来“疯狂上涨”，大家都急着赶买房黄金时代的末班车。剧中，平海为此付出了代价，她从来不敢懈怠：每天一睁眼脑子里就蹦出一串数字，“房贷6000，衣食住行2500，冉冉幼儿园1500，人情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3400，手机费250，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醒来的第一口气开始，我每天至少要赚400。 　　

　　《蜗居》中海清和郝平 　　

　　这一次，编剧刘浏从她的角度补充了中国人未完成的“性交”。买套房不一定意味着舒适生活的开始，更有可能只是买房漫漫长路的第一步：年轻人结婚需要新房，孩子年纪大了需要换学区，老人年纪大了需要换电梯房.二胎时代，它在家庭中运行，《蜗居》，再次与海清、郝平合作的博士夫妇，考虑到学区、交通、生活的便利性以及私人的便利性，迫切需要换一套更大的房子。 　　

　　《安家》中海清和郝平 　　

　　虽然改编自日剧《安家》，《卖房子的女人》并没有选择从原著中继承现代职场的逻辑，而是将叙事的重心转移到了家庭、亲情等伦理维度。如果《安家》用“后现代个体”的概念来回答问题：“买房时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那么《卖房子的女人》还是勾选了“现代”答题卡中的“家庭”选项：房子背后是家庭生活的歌舞升平，鸡毛遍地。 　　

　　它们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生活理念。独居老人深信， 　　

　　“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人对一个人去死。人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但是即使我一个人住，我一点也不孤独。虽然我从来没想过结婚，但有你这样的儿子就好了。”在这段信息量巨大的独白背后，是一个更时髦的亲属关系概念：孤独但不孤独，原子化的个体可以缔结一种血缘亲密关系。相比之下，《安家》的家庭观念更为传统，一个人如何生活永远是两代人的事。 　　

　　这种差异化的选择也与创作者的视角有关。第六，她在接受《卖房子的女人》采访时表示，日剧《安家》中的人物在她看来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这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说辞我们很熟悉，她持有“三错”理论：“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上错床、站错队、拿错钱”，这决定了她在故事世界中的发挥。 　　

　　日剧《娱乐资本论》海报 　　

　　麦金特尔认为，人类本质上是“讲故事的存在，我们作为叙事探索者而存在”。寻求“我想做什么”的答案，需要回到“我在什么样的故事里”这个问题上，而这个“叙事故事”恰恰是与个人主义不同的无选择性的“社区故事”。虽然个人主义模式试图切断“我”和“我与生俱来的历史”，比如当改革开放对年轻一代正当化，提倡利己主义叙事时，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父母却熟悉了一套奉献与牺牲的话语模式，他们之间的紧张正是这种冲突的表现。然而，《我的生活》的故事最终会嵌入到这些社区的故事中。 　　

　　方思金的崛起及其女儿的支持 　　

　　以“亲情”为由要求对方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和贡献，有过度奉献的父母掏空积蓄给儿子买房，也有吸女儿血养家的父母作为“独生子女”，但是非善恶是非早已混在血脉相连的筋骨里，难以算清。近年来，在荧屏上，在重男轻女的痼疾下艰难求生的女孩们开始走进观众的视野，从《卖房子的女人》的范到《卖房子的女人》的苏明玉，再到《欢乐颂》的方思金。他们被剥夺了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被迫成为“兄弟(兄弟)恶魔”，最惨的更惨。坐在爷爷自行车后座上的小房子，逃出了建在悬崖边上的家，成为了对现实困境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 　　

　　然而，关于“出身世家”的各种争议远没有那么干脆利落。观众达成的共识是，如果你感受不到痛苦，那无疑是因为你幸运地从命运那里得到了一张好牌。如何调和？怎么 　　

《都挺好》中苏大强和女儿苏明玉

女性角色的困境只有这一种了吗？倘若暂且搁置这是否为影视创作偷懒地复制粘贴和“批发”女主角的争议，至少从呈现的结果来看，借由这一形象完成了众多女性被牺牲命运的血泪控诉。“房似锦们”之所以总能够牵动万千观众的心，不仅仅因为她们身上可见的“话题性”，还凸显了一个现实的变化：即“女儿的赡养”成为一个公共性的议题，这勾连的是从传统社会“子宫家庭”

（uterine family）到现代社会“闺女家”出现的转变。

所谓的“子宫家庭”即依附于父权的“母凭子贵”模式，母亲通过生育孩子使得子女对母亲的奉献有认同感，家庭空间内部父亲角色事实上的“缺位”及边缘化，由此产生了一个“女人的社会”。女性在这一结构中既挑战着男权，同时也为加固男性统治的规训而添砖加瓦。房家父亲的“失语”与潘贵雨的强势互为因果，无独有偶，《都挺好》中苏大强与苏母、《欢乐颂》中的樊家父母均是如此。曾经的母凭“子”贵与“养儿子防老”的观念一脉相承，因而女儿只能被贬为是“赔钱货”、工具人。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尤其伴随计划生育政策培养起作为继承者“独生女”的成长，女儿的赡养已经成为更普遍现象。也因此，“闺女家”才成为打破婆家与娘家之间“责任协商”的新事实，成为财产和责任归属的新单位。落后的观念与新现实之间的撕裂下，女性财产焦虑的认同性投射，是“房似锦们”得以成为一种流行的新角色类型的深层原因。

“佛系”哲学与变了味的鸡汤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原点，房子为何会如此重要？

对于中国人而言，首先因为房子是家庭认同的基础――“有房才有家”。即便是在末日的科幻设定里，国人想象中的最后选择也是要带着家园流浪，而不是选择一张方舟船票逃离地球。同时，房子还是个象征着身份地位的符号：“有车有房”被视为是现代社会里一项重要的成就标准。另一方面，“学区房”类概念还内含着一种虚构的成员资格之想象，是保持自身阶层不跌落、或实现阶层跃升的通道。这一点在《安家》中外号“985”的鱼化龙身上尤为典型，通过高考选拔实现普通人“鲤鱼跃龙门”的叙事仍旧有效，而作为名校高材生标签的“985”将他与门店其他员工区分开来：与王子、楼山关他们不同，如无意外作为企业下派管培生的他几年后便可顺利晋升经理。

《安家》剧照

但意外的确发生了，房似锦受师父翟云霄的托付“空降”门店打破了这一平衡。房似锦与徐姑姑二人是编剧巧妙设置的一组“对照组”，前者奉行功利化的商业法则，只要能达成目的、将房子卖出去，手段正当与否并不在她的考量当中；后者则奉行中庸之道，深谙人情世故，“佛系”卖房不争不抢。本质上，房徐二人之争其实是“欲望系”翟总与“佛系”徐姑姑之间的斗法，而房似锦最终与师傅翟总割席，也意味着她“烧掉”了错拜的金钱偶像，转而重新认同于徐姑姑的一套“善良”哲学――“你只管善良，上天自有安排”。

然而讽刺的是，在大结局处挑明徐姑姑爸爸的千万资产，徐的“佛系”被揭示为源自于他的出身。是徐父帮助他获得创业的第一桶金，也给予了他更广的眼界与教育环境作为人生的加成。一个尴尬的现实被挑破了，“佛系”的本质是“你只管善良，爸爸自有安排”。而翟云霄、房似锦这类将赚钱的欲望写在脸上的人，更多地是因为他们出身决定了他们需要拼命工作，甚至不择手段，才能有机会和徐姑姑同台打擂，才能拥有能够给下一代过上“佛系”生活的可能。换言之，作为全剧反面角色的翟云霄提示了“缺钱的道德风险”，《安家》这碗心灵鸡汤喝到最后还是变了味道。

《蜗居》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当迷茫的海藻穿过人行道，她旁边报摊上一本以明星黎明为封面的杂志上印有一行大字：“人生就是面对问题。”这一刻打通了艺术作品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障壁，同时提醒着剧中的海藻与屏幕前的观众要有直面错误的勇气。所以，大结局处海萍姐妹发觉投机是错误的，而只要正确地投资自己，凭借自己的能力她们仍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十一年过后，如此“没关系，还可以重头再来”的豪气，在《安家》中被小心翼翼地置换为一种“不能犯错”的职场经验。

从2009年到2020年，变的不只是房价，还有社会情绪与大众焦点的转换。当镜头上移、看向《安家》的“脉脉温情”，那些有关《蜗居》的“腥风血雨”已经被小心地预先筛掉了，用六六自己的话说就是“绵里藏针、以绵为主”。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忙于“卖旧买新”人们的新型烦恼：如同音乐游戏“抢椅子”的玩家们，担心被挤下座位的男人和女人们需要不断地跑动，每次短暂的“胜利”没能让人感受到完成比赛、撞线一刻的快意，有的更多是现代生活难以打消的担忧和焦虑。而“替换”也成为这代人生活的一处绝佳隐喻，变动不居的流动性“融化”了前现代社会那种“固态化”的生存状态――是“车、马、邮件”都慢的从前，也是由“生而为何”设定好一生轨迹的前现代社会。

自乡进城之“脱域”的完成象征着社会认可的结果，然而，何以“安家”这个重新嵌入现代生活网格的任务，成为了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