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雅梅

　　日前，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公开表态，他不会支持拜登政府任何新的气候支出或增税计划。在参议院两党平局的格局下，曼钦倒戈对民主党立法议案的打击是致命的。外界普遍担忧，美国能否完成其对国际社会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国会批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计划的前景也出现变数，美国可能再次上演变相撤出自己主导推动的国际协议的一幕。

　　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曾经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金融稳定、开放贸易、全球通信网络和互联网、传染病防治等主要的全球公共产品领域发挥显著作用。但它并非一直积极供应全球公共产品，而是随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对国际合作政策的调整，逐渐改变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态度。当前，美国面临经济复苏乏力、劳动人口缺乏、发展转型困难等一系列结构性难题，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盛行，国内社会矛盾突出，美国主导和协调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减弱，不再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对认定的其他国家“搭便车”现象也越来越无法容忍。

　　全球化时代呼唤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地缘冲突、难民危机、网络信息安全等各种全球治理问题层出不穷，仅凭任何一国之力都无法解决，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不光要服务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应为了提升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发挥对国际关系的引领作用，两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有着特殊的责任。

　　然而，面对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更强意愿、更大能力和更多行动，美国不断从战略竞争的角度加以解读和防范，有意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限制在美国能够认可和接受的有限范围内，并把全球治理议题变成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附属。这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范围、公共享有的、经济和安全等产品供应遇阻，出现了以下三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武器化。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特征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但美国日益将自身提供的公共产品武器化，使之具有竞争性、排他性甚至对抗性。例如，美国用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元来对付金融战中的敌对国家，不断放水、抽水甚至冻结资产，悄然或公然掠夺他国财富。美国以安全之名义，采取行政干预、国内立法、协同盟友等多种手段，试图主导芯片这一全球战略资源的供应链，完全背弃所谓的自由市场原则。美国在国内大量囤积疫苗，对外推行疫苗外交，通过控制疫苗分配来获取地缘政治利益。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美国迄今都没有兑现其关于减排目标、资金支持、技术援助等承诺，反而以气变为筹码，树起绿色贸易壁垒，不断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

　　二是全球公共产品的私物化。全球公共产品的本意是指可供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照此定义，美国为盟国提供安全产品如驻军、军援等，并非公共产品。盟国“购买”美国的安全服务，美国则“换取”相关国家对霸权的依赖。这种产品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私物化倾向，不能与国际社会共享，甚至损害别国利益。美国在盟友和伙伴群体中寻找合作者和“自己人”，推进疫苗外交、拼凑芯片联盟、用“友岸外包”来重组供应链等，把本该用于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变成谋取本国私利的工具，不能广泛代表各国的共同意志和平等利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

　　三是对其他公共产品的怀疑、排斥和打压。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多种多样，公共产品的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也相应增加。可以说，世界已进入一个集体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新阶段。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努力践行大国责任。中方多次强调，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所提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中方希望与美方加强协调和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美方对华心理充满矛盾，既指责中国“搭便车”，又排斥中国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为此给中国贴上“不遵守规则”等标签。前不久，G7峰会提出新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对此，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科里·沙克说：“哪怕只是假装这个倡议是为鼓励发展而非对抗中国，我们或许都能走得更远。”

　　中国始终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妥善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等方面贡献中国方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并积极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相关倡议对接。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挥自身负责任作用的过程，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增进理解、相互适应的过程，希望美方与中方携手前行，共同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